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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 

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1950年2月28日），男，名承，字朝安，小名海山，浙江省杭州市人。后曾用笔名梦鸥、梦鸥生、信芳、江思等。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等。他先后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债》、《卖艺童子》和《母爱》。曾经和杜衡、张天翼和施蛰存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兰社”的文学小团体，创办了《兰友》旬刊。
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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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
1922年8月，首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小说《债》，载《半月》第1卷第23期；9月，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兰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师从田汉，在校期间，学习中外文学和革命理论，参加实际斗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同年秋，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
1932年，任《现代》编辑；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1935年春，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回国，开除原因一说是在中法大学学习一年多时间，不上课，不按时交作业，年终也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即回国；一说是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局，这个学生不能再留法国；3一4月，乘船回国到上海。不久，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先开始筹办《现代诗风》杂志。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1937年1月，第3本诗集《望舒诗稿》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
1938年3月，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抵达香港；8月，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
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为适应环境，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同时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7月，和艾青主编《顶点》；10月，参与“文协” 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的策划和筹备工作。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1942年7月3日，狱中获释，创作作品《我用残损的手掌》。
1943年1月，给穆丽娟寄“离婚契约”；5月30日，与杨静（丽萍）在香港结婚。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经周煦良介绍，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参加教授联谊会、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
1948年5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说是香港汉奸文人，出票传讯，被迫离沪，携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2月，与杨静离婚；3月，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1950年2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市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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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情感经历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然而三位女性却并没有哪一位能与他相持一生，最后只留下令诗人的一生难以释怀的爱情悲剧。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戴望舒、杜衡到松江县施蛰存家避难。这个时期，戴望舒爱上了施蛰存的大妹妹施绛年。施绛年虽然比他年幼5岁，却因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感情，开朗、活泼、富有个性，不像戴望舒那样既冲动又忧郁内向。两人性格上的差异造成彼此感情上的不平衡，再加上戴望舒童年一场天花后脸上留下的瘢痕，也使施绛年不悦，这给他们的爱情蒙上了阴影。1928年，戴望舒以跳楼相逼，施绛年无奈只得接受戴望舒。1931年，两人订婚，施绛年此时实已爱上他人，便以希望戴完成学业以保证以后经济无碍催促他出国读书。第二年，戴守约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没过多久便传来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戴望舒伤心不已，无心学习。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证实施绛年已移情别恋，他便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苦恋。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1936年，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穆丽娟是仰慕他的才华与他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本应该有很好的婚后生活。不幸的是，戴望舒根本不懂得怎样去爱一个女人，在家只顾自己读书写字，很少与妻子交流。直把一颗爱着他的心降到冰点，离开他时，他才后悔，再次以死相逼，然而这回也没能把妻子逼回来。1940年冬，戴望舒无奈离婚协议上签字，再次陷入到爱情的悲剧之中。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挽回，然而杨静心意已决无法挽回，戴望舒只得一直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杨静无奈之下与姓蔡的青年相偕出走。
嗜书如命
喜欢看书和买书是文人的共同爱好，戴望舒嗜书如命。喜欢书的文化人，即使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会感到其乐无穷。戴望舒最喜欢逛塞纳河左岸的书摊，他说：“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学法国期间，虽然衣食无着，人在异乡，但只要手上有钱，总会量力而行，日积月累，竟然买了不少书。好友施蛰存对此艳羡不已，写信给戴望舒时说：“听说你有许多书运来，甚想早日看见。”施蛰存也经常委托他帮忙买书，两位好朋友在面对好书时，总是不可遏止地想着要去拥有它。施蛰存讲到戴望舒在信中所讲的巴黎书业的盛况时，总是会发出可怜兮兮的叹息：“我只恨无钱，不然当寄你三四百元给买大批新书来看看也。珍秘书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继续物色，虽无书寄来，目录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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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戴望舒能在文学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创作的优秀的诗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为其风格独特的诗作被人称为现代诗派“诗坛领袖”。1927年，他的诗《雨巷》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而1929年所创作的《我的记忆》则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钱理群）
戴望舒诗歌中的忧郁情思为基点，诗歌中所蕴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爱情诗在表现爱情的隐私性以及表现爱情时多运用女性意象方面，明显地受到晚唐诗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温、李诗歌相思主题的现代连释。同时，爱情成为诗人人生体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体现了戴望舒诗歌的现代性。综言之，戴望舒的爱情经历是现代的,爱情特质是现代的，但他所赋予的表现形式却是古典的、传统的。其次，戴望舒诗歌中的悲秋主题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诗人以咏秋的传统题材来呈现现代人寂寞与青春烦忧的感伤情怀，加强了诗歌的审美张力。而理解隐藏在悲秋主题背后的死亡意识则能更好的理解诗歌中的忧郁情感。分析戴望舒的《致萤火》等诗篇，我们还可以发现诗人的死亡想象与书写方式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统。最后，戴望舒诗歌中的田园乡愁与牧歌情怀是一种传统的人间情怀的流露，深具东方诗的神韵，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仅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羁旅者形象的影响,同时寻梦者与夜行人形象又明显地带有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带有现代性意味的创作母题。作为一位深受中西文学和文化影响的诗人，戴望舒积极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诗。戴望舒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启示现当代作家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应该以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机制为基础，以民族精神为灵魂,来吸收外国文学的艺术营养，建构具有现代这一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李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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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纪念

戴望舒纪念碑牌位于法国里昂大学的校园内，碑牌位于一丛丁香花旁，纪念牌上用中文写着：“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学学生”。1932年-1934年，戴望舒在此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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