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聪明好学，少时就有著述。太和末年，为彭城王（元勰）国左常侍。景明中，迁员外郎、兼尚书虞部郎中，典起居注。迁给事中，兼祠部郎中，转尚书都兵郎中。秉性耿介，遇事直陈，为同僚所钦服。永平初年，为镇南将军（邢峦）长史。迁三公郎中，加号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延昌二年（513年），大考百官，乘机向朝廷建议对“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延昌末，加号中坚将军，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元雍）友、司徒左长史。正光初年，加前将军。
孝昌初年，拜给事黄门侍郎，加任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参撰高祖世宗《起居注》。著作有《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

编辑过程
伯父崔光是著名史学家，仕北魏，官至太子少傅、司徒兼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曾参与撰修北魏国书。崔鸿“弱冠便有著述志”，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认为自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虽然“所在称兵，竞自尊树”，但“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他们虽然都是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但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总结这一时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乘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此外，虽然十六国各有国书，记载本国史事，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亟需加以“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编撰出一部记录这一时代的全史。
景明元年（500年）开始，崔鸿便开始搜集十六国的旧史及其他资料。由于当时北魏刚迁都洛阳不久，各种书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做到详细占有材料。为了抄录、搜集史料，他几乎竭尽了家产和俸禄，有时甚至没有买纸的钱，可见他是在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从事著述的。
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国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为了撰写最后的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所撰记载蜀国历史的《蜀书》，但久求不得，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得到此书，才补写了最后5卷。由此也可见作者著述之严谨。这样，直到正光三年（522年），《十六国春秋》才最后完成。
崔鸿编纂的《十六国春秋》，体例比较完备，改各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又有序例1卷，年表1卷，合计102卷。因为这部史书的叙事以晋为正统，怕忤犯了北魏朝廷，所以当崔鸿在世时，它没有公开传布。崔鸿死后，其子子元才缮写一部，于永安年间奏上朝廷。由于书中刊著了各国遗事，内容丰富，其中虽不免有疏略讹误等缺点，但在当时它仍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唐代修《晋书》时，曾征引了本书许多资料，唐宋类书也收录了不少。可惜这部书从北宋以后就亡佚了，现行的辑本有两种；一为明代屠侨孙等辑缀的《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一为清代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国史多年，但他认为本朝历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成的，史官只需记录时事，编著卷目，便算尽责了。所以直到他临终前，魏史仍“阙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国史的希望寄托于崔鸿，对鸿表示“群才非君莫可”，并向孝明帝推荐了崔鸿。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受诏撰修国史，可惜他不幸染病，第二年便病逝了。死时崔鸿年仅四十八岁。
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其子崔子元将其父所撰《十六国春秋》，缮写一本，奏献朝廷，藏于史馆。后因世事沧桑，原本失没，今有清朝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传世。
作品评价
崔鸿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政权写史的人。他把十六国时期当作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他的《十六国春秋》，不仅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开日后北魏史、辽金史、元史、清史之先河，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象征。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所撰的一部记述自西晋灭亡至北魏统一北方前，北方十六个政权兴亡历史的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而对于史学，却是个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正史”名称开始出现，并且在图书分类中，“史部目录”正式形成，使得史学由作为经学的附庸上升为同经学并立的独立科目，并且确立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前承秦汉大一统之余绪，后启隋唐盛世之端倪的魏晋南北朝，在史学的进展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崔鸿的家世背景，不但富于史学的传统，而且其高门大姓的出身，更是为其成书提供了优越条件。北魏时期，崔氏为北方地区的高门大族。崔鸿所属的这一支原居河北清河郡，其曾祖崔旷早年随南燕主慕容德南渡黄河，迁居于青州。崔旷在宋文帝时曾官至乐陵太守，崔鸿祖父崔灵延在宋孝武帝时为龙骧将军、长广太守、受封关内侯。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平定三齐，崔灵延以败军之将被俘并迁至北魏代京附近。崔鸿的伯父崔光也一同被迁。崔光后来出仕北魏，参与机要，成为拓跋王朝倚重的元老重臣。崔鸿的父亲崔敬友是崔光之弟，曾出任本州治中、梁郡太守。更为重要的是，崔光也是北魏重要的史学家。从30岁起任著作郎，参与修撰北魏国史，到73岁病故，崔光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史职，这或许影响到了崔鸿的史学撰述。
崔鸿自身亦富有才学。《魏书》称其“少好读书，博综经史”，以才学闻名于洛阳。他一生，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仕途相对平坦，职事之余，被委以史任。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崔鸿被拜为彭城王国左常侍，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宣武帝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又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永平初，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又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延昌四年（515年），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又为司徒长史。 正光三年（520年），加前将军，参修孝文帝、宣武帝起居。正光五年（524年），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家世背景下，崔鸿最终成就了《十六国春秋》这部史学名著。史称崔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他见晋、魏前史皆自成一家，无所措意，乃转而综合十六国史，“定为一书”，名曰《十六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