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因称尉缭。
古代多以官名作为姓名，如宗正此姓，源于汉朝刘德，官至宗正，为九卿之一，即主持皇家宫室事务的官员。刘德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上官职名命姓，称宗正氏，后来加文而为宗政氏。尉缭之父、爷爷、太爷均在魏国担任国尉职位，而后尉缭又在秦国担任国尉之职，故人多以称之尉缭。
从《史记》的记载可知，秦始皇时代的尉缭，可能是梁惠王时期的尉缭，也有可能是他人。然而既是同名，又同是魏国人（或大梁人），两个尉缭又都知兵法，知人世，知政治。其见解又是如此之接近，故不能以其年高不能著兵法就断定他们是两个尉缭。据此，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与秦时的尉缭为同一个人是有可能的。

军事思想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道胜、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
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
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
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辅佐秦国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闵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赏识之初曾经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尉缭认为这样的秦王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尉缭这段话也是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面容的最早记录），相传“曾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尉缭刚入秦时，与后来的秦国将军蒙恬偶遇，蒙恬为之亲自牵马，请回府中。蒙恬曾请尉缭继续著书，尉缭断然回绝，并打算离开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尉缭多次拒绝，后来出走。秦王大怒，本欲杀之，但在当时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让李斯将其追回，并在李斯的建议下授以国尉之职。最后终于得到尉缭的首肯，愿意扶助秦国，入朝为臣。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

《尉缭子》
《尉缭子》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最早写有12篇，最早于1972年4月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
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尉缭对此书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比如在《将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数十，中圄不下数百，大圄不下数千。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是尉缭针对秦国重狱任法有感而发。《治本篇》曰：“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是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行天子之事的提前理论准备。
《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版本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惜为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
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卷数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内容简述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关于尉缭的真实生活年代如同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无从查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残篇断语中推断，但是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推断在公元前334年见过魏惠王，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最终在秦王政时担任了秦国的高级职务。这个时间跨度近百年，显然有违常识。
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秦王非常关心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