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错
人物生平
陈祥道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出生于闽清宣政里(今闽清县云龙乡)漈上村。自幼聪敏勤奋,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即高中进士。同榜进士中有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王雱很欣赏陈祥道的学问与人品,与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后来陈祥道随王雱去拜见王安石,遂成为王安石的门生。在自中唐到两宋蓬勃兴起的疑经惑传、颇具开放性与批判性精神的解经思潮下,王安石大胆非毁、质疑前人的注解,对《诗经》《尚书》《周礼》这三种经典重新做注,纂成《三经新义》推广于世,为其变法新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在经典诠释方面,陈祥道受王安石的影响颇深,他的《礼书》和《论语诠解》对历代注疏同样作出了大量的批评指谪和突破,但引证精详合理,都有较充分的理据,在学术水平上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后世评价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认为他的学术与人品“为当世推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在仕途上,陈祥道刚出仕时,因为其父陈玩在一次事件中将公差打死而备受牵连,有好几年时间不得不赋闲在家。即便他作为王安石的门生,受到了王安石等人的赏识多次得到起用,但是北宋神宗、哲宗两朝的权斗激烈,王安石两次被罢相,陈祥道也两次都没能幸免,因此他前半生的仕途可谓十分坎坷。
陈祥道因为精通礼学,所以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礼官,而其初仕礼官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许将向朝廷的举荐有着重要关系。
许将十分了解陈祥道对礼制的精通,因此在元祐四年进给哲宗的奏章中对其礼学成就大加褒扬,希望朝廷能任命他为礼官。哲宗采纳了许将的举荐,诏任陈祥道为太常博士,常驻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皇室宗庙祭祀及礼乐仪制的中央机构,长官为卿,副职为少卿,博士乃属官。陈祥道进入太常寺,是其仕途与学术事业上的重要转折点。在太常寺职位上,他接触到更多的礼乐文献以及各种礼器,熟悉了更多的典礼仪节,这为他的礼学著述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
元祐五年(1090年),陈祥道将他的《礼书》增补为150卷,内相范祖禹见陈祥道向朝廷进献的《礼书》比当时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内容更为丰富精详,于是便向哲宗进言,希望朝廷把《礼书》送往学士院以及两制或经筵审定后,再转交到太常寺,与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一并参酌使用。两制是唐宋时的一种职官制度,其一为内制,是指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的制度;其二是外制,即中书舍人与其他官员共同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的制度。两者合并在一起,就称为两制。由于两制在宋代朝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祥道的《礼书》最终得以通过两制颁行,其政治与学术的影响力顿时大增。
元祐六年(1091年),陈祥道自太常博士转任秘书省正字一职,主要负责汇编国家图书馆中的书籍,并校正书籍中的脱漏和错误。
元祐七年(1092年)春,陈祥道向朝廷进献他所写的《礼图仪注》,之后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同年四月二日,时任翰林侍讲学士、国史院修撰的范祖禹又向皇帝举荐陈祥道,数月后陈祥道得以补缺任太常博士之职。十二月九日,陈祥道向朝廷进献他写的《注解仪礼》32卷,在范祖禹的建议下,皇上下旨把这本书送到两制审定,同时也一并把他所进献的礼图交到了太常寺,以供当时的礼官们在设计和安排朝廷礼仪活动时做参考。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陈祥道这时为朝廷政治与礼制建设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他向哲宗直谏“贵人贱马”的故事。北宋以文人治国,太宗立国之初,就曾勒石为铭,要求历代皇室尊重“白衣卿相”,即读书人。但陈祥道却发现,朝廷在元会(元宵节皇帝朝会群臣)庆典中让御马立于百官之上,因此颇为不满,于是在当年五月的一次朝会中,他找准时机,向哲宗皇帝进谏,郑重请求皇上改革这一礼仪制度。见陈祥道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哲宗慨然允准,并御赐绯鱼袋,让他以较低的官阶享受五品官员的待遇。之后不到十天,陈祥道在京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陈祥道去世后蒙受哲宗皇帝钦赐御葬,归葬于故乡闽清十七都鹤炉下溪坪(今白樟镇下炉村)后门垅,可谓享尽哀荣。他的墓葬现仍保留完好,虽然占地不大,但视野开阔,墓道近60米,两旁立有两对翁仲、三对石兽,极显尊贵。
时任县令祝圣随后在闽清文庙为陈祥道专门修建了乡贤堂,以示表彰和推崇。徽宗政和年间,福州知府黄裳认为陈祥道“解经以悟学者”有功,也在福州郡学乡贤堂内挂上陈祥道画像,让后人祭拜。
在仕途上,陈祥道刚出仕时,因为其父陈玩在一次事件中将公差打死而备受牵连,有好几年时间不得不赋闲在家。即便他作为王安石的门生,受到了王安石等人的赏识多次得到起用,但是北宋神宗、哲宗两朝的权斗激烈,王安石两次被罢相,陈祥道也两次都没能幸免,因此他前半生的仕途可谓十分坎坷。
陈祥道因为精通礼学,所以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礼官,而其初仕礼官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翰林学士许将向朝廷的举荐有着重要关系。
许将十分了解陈祥道对礼制的精通,因此在元祐四年进给哲宗的奏章中对其礼学成就大加褒扬,希望朝廷能任命他为礼官。哲宗采纳了许将的举荐,诏任陈祥道为太常博士,常驻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皇室宗庙祭祀及礼乐仪制的中央机构,长官为卿,副职为少卿,博士乃属官。陈祥道进入太常寺,是其仕途与学术事业上的重要转折点。在太常寺职位上,他接触到更多的礼乐文献以及各种礼器,熟悉了更多的典礼仪节,这为他的礼学著述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
元祐五年(1090年),陈祥道将他的《礼书》增补为150卷,内相范祖禹见陈祥道向朝廷进献的《礼书》比当时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内容更为丰富精详,于是便向哲宗进言,希望朝廷把《礼书》送往学士院以及两制或经筵审定后,再转交到太常寺,与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一并参酌使用。两制是唐宋时的一种职官制度,其一为内制,是指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的制度;其二是外制,即中书舍人与其他官员共同为中书门下拟定诏令的制度。两者合并在一起,就称为两制。由于两制在宋代朝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祥道的《礼书》最终得以通过两制颁行,其政治与学术的影响力顿时大增。
元祐六年(1091年),陈祥道自太常博士转任秘书省正字一职,主要负责汇编国家图书馆中的书籍,并校正书籍中的脱漏和错误。
元祐七年(1092年)春,陈祥道向朝廷进献他所写的《礼图仪注》,之后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同年四月二日,时任翰林侍讲学士、国史院修撰的范祖禹又向皇帝举荐陈祥道,数月后陈祥道得以补缺任太常博士之职。十二月九日,陈祥道向朝廷进献他写的《注解仪礼》32卷,在范祖禹的建议下,皇上下旨把这本书送到两制审定,同时也一并把他所进献的礼图交到了太常寺,以供当时的礼官们在设计和安排朝廷礼仪活动时做参考。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陈祥道这时为朝廷政治与礼制建设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他向哲宗直谏“贵人贱马”的故事。北宋以文人治国,太宗立国之初,就曾勒石为铭,要求历代皇室尊重“白衣卿相”,即读书人。但陈祥道却发现,朝廷在元会(元宵节皇帝朝会群臣)庆典中让御马立于百官之上,因此颇为不满,于是在当年五月的一次朝会中,他找准时机,向哲宗皇帝进谏,郑重请求皇上改革这一礼仪制度。见陈祥道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哲宗慨然允准,并御赐绯鱼袋,让他以较低的官阶享受五品官员的待遇。之后不到十天,陈祥道在京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陈祥道去世后蒙受哲宗皇帝钦赐御葬,归葬于故乡闽清十七都鹤炉下溪坪(今白樟镇下炉村)后门垅,可谓享尽哀荣。他的墓葬现仍保留完好,虽然占地不大,但视野开阔,墓道近60米,两旁立有两对翁仲、三对石兽,极显尊贵。
时任县令祝圣随后在闽清文庙为陈祥道专门修建了乡贤堂,以示表彰和推崇。徽宗政和年间,福州知府黄裳认为陈祥道“解经以悟学者”有功,也在福州郡学乡贤堂内挂上陈祥道画像,让后人祭拜。
展开阅读全文 ∨
纠错
礼学影响
在《礼书》中,陈祥道对“三礼”经传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不仅全面介绍了古代上层社会的典章、制度、仪节,如“王及诸侯城郭之制”“王、诸侯、大夫和士寝庙制”“朝觐之礼”“诸侯朝天子送逆之节”,衅礼、射礼、族燕之礼、天子视学养老之礼、养孤之礼、乡饮酒礼,还有各种士庶通用的生活礼仪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仪礼》中的用乐(包括乐律和乐器)问题、服饰、车马、仪仗、礼器和祭品等,而且还对这些礼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和意义作了说明。
陈祥道受中唐以来疑经惑传思想的影响,秉承了其师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在秉持自孔孟而来的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其《礼书》敢于议论、指摘郑玄、孔颖达等前贤的传注,甚至敢于议论《礼记》诸篇的是非,质疑批判荀子及其他儒学先贤的礼学论述。但与此同时,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尽管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在王安石被废之后政治上也受到不少牵连,然而由于其“论辩精博,间以绘画”,在学问上还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认为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所以他的《礼书》能够“为当世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陈祥道在《礼书》中虽然对郑玄、荀子等传统经学及儒学大家的礼学思想颇多批评,但他对孔子、孟子、子思子的礼学思想不容置疑的肯定与坚持,则隐约可以看出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与韩愈、程颢、程颐以及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并无实质差别。他虽然在学缘结构上与两宋理学并非一脉,然而其思想仍属于宋代学术中的主流儒学阵营。
而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史记》等中的礼学论述与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和介绍,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事实上,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不仅在其《仪礼经传通解》中数次引用陈祥道的《礼书》,如在卷一《家礼·士冠礼》一篇的注解中曾两次引用《礼书》卷七十七关于用牲之法的说明,又于卷九《学礼·学制》“教学之通法”一章的注解中三次引录陈祥道《礼书》中的相关说法,而且按照《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的学生曾祖道(字择之)曾说:“自《通典》后,无人理会礼。本朝但有陈祥道、陆佃略理会来。”朱熹评论时也指出:“陈祥道理会得也稳。陆农师(即陆佃)也有好处,但杜撰处多。”可见,在宋人的礼学著作中,朱熹对陈祥道的《礼书》评价较高。明代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就将陈祥道的《礼书》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并论,认为二者可以互补,后世学者应该将两种礼学著述合并着一起看。今人也往往认为,陈祥道的《礼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的发展、了解上古礼制与宋代礼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祥道受中唐以来疑经惑传思想的影响,秉承了其师王安石“三经新义”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在秉持自孔孟而来的儒学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其《礼书》敢于议论、指摘郑玄、孔颖达等前贤的传注,甚至敢于议论《礼记》诸篇的是非,质疑批判荀子及其他儒学先贤的礼学论述。但与此同时,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来看,尽管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在王安石被废之后政治上也受到不少牵连,然而由于其“论辩精博,间以绘画”,在学问上还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认为他“礼学通博,一时少及”,所以他的《礼书》能够“为当世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陈祥道在《礼书》中虽然对郑玄、荀子等传统经学及儒学大家的礼学思想颇多批评,但他对孔子、孟子、子思子的礼学思想不容置疑的肯定与坚持,则隐约可以看出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与韩愈、程颢、程颐以及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并无实质差别。他虽然在学缘结构上与两宋理学并非一脉,然而其思想仍属于宋代学术中的主流儒学阵营。
而在《礼书》的撰写方法上,陈祥道采用近似于专题论述的方式,以《仪礼》为经,以《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孔子家语》《史记》等中的礼学论述与汉唐经学家郑玄、王肃、孔颖达等的注疏为纬,将经典文本与历代注疏结合起来予以综合撰述和介绍,相对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言,无疑为后者开了先河,起到了先导作用,而陈祥道在《礼书》中对礼图的运用则显得在研究方法上比朱熹还更为完整。事实上,朱熹对陈祥道《礼书》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不仅在其《仪礼经传通解》中数次引用陈祥道的《礼书》,如在卷一《家礼·士冠礼》一篇的注解中曾两次引用《礼书》卷七十七关于用牲之法的说明,又于卷九《学礼·学制》“教学之通法”一章的注解中三次引录陈祥道《礼书》中的相关说法,而且按照《朱子语类》中的记载,朱熹的学生曾祖道(字择之)曾说:“自《通典》后,无人理会礼。本朝但有陈祥道、陆佃略理会来。”朱熹评论时也指出:“陈祥道理会得也稳。陆农师(即陆佃)也有好处,但杜撰处多。”可见,在宋人的礼学著作中,朱熹对陈祥道的《礼书》评价较高。明代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就将陈祥道的《礼书》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并论,认为二者可以互补,后世学者应该将两种礼学著述合并着一起看。今人也往往认为,陈祥道的《礼书》与北宋司马光的《书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水平,对后世学者研究礼学的发展、了解上古礼制与宋代礼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展开阅读全文 ∨
您可能感兴趣...
文章点评...
作者
蒋挺
张濯
沈九畴
李太玄
李涛
任翻
仲子陵
王毂
王鉴
吴存楷
陶梦桂
方太古
罗伦
吴殳
曹于汴
程本立
赵宽
陆应旸
易顺鼎
戴察
际智
程端礼
陆友仁
麻革
徐承烈
田艺蘅
刘树堂
鲁一同
黄佐
赵国璧
卢儒
张英
车万育
黄钧宰
王用宾
章惇
刘鲁风
翁绶
杜旟
姜宸英
徐积
刘章
费昶
陆厥
谢安
司马懿
杨方
祖台之
束皙
周弘让
吴应箕
朱昂
何孟雄
郭麟
孙良器
守端
李昪
徐侨
卞之琳
柳浑
张昱
谢谔
清顺
郑振铎
丰子恺
郁达夫
王琮
孔德绍
吴兆骞
周亮工
王轩
周文雍
护国
沈辽
虞仲文
赵延寿
张协
刘献廷
虞骞
任昉
谢瞻
赵功可
陆可教
吴莱
刘弗陵
张打油
道璨
陈烈
朱鹤龄
陈季
袁正真
张简
邢昉
马祖常
詹时雨
大食惟寅
范康
厉声教
陈高
沈钦圻

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