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世家
　　薛瑄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20日），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但事有蹊跷，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为政有声
　　薛瑄从宣德三年（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1457年），陆续居官二十四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不屈王振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为民请命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白道：“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入阁回乡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朝臣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南国购买狮子，玩物丧志。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第四天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这时，他高兴地说：“我所推崇的道学思想可以顺利地弘扬了！”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安然逝世
　　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7月19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成化元年（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
　　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

　　思想成就
　　●理学大师
　　薛瑄是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永乐年间，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明成祖命胡广编著），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
　　●创立实学
　　其次，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再次，“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后世影响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较大。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文学成就
　　薛瑄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见《读书录》)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物)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陶渊明）韦（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沅州杂诗》）、“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有感》）、“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泸溪冬夜》）、“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见《舟中赋》）。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