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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孙过庭,曾任右卫胄参军、率府录事参军。胸怀大志,博雅好古。擅楷书、行书,尤长于草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笔势坚劲,直逼“二王”。宋代米芾以为“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往往真赝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
孙过庭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但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作三国时期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崇。
孙过庭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但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作三国时期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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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影响
书法特点
细观《书谱》墨迹,孙过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援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
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
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
《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书法理论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圭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二王父子的功绩,就在于他们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列,是当时人们审美观点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所以才成为书法大师。要学书法,就必须取法乎上,钟、张、二王的生花妙笔,正是人们师法的最佳范本。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
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
融诸体之长,触类而旁通之,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孙过庭分析了篆、隶、草、章的特点和长处,他说:“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使”,这是历来对诸书体最为简明精辟的论述,其具体含义是:篆书,特别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锋、行笔中锋、均匀一致的圆线条写成的。圆线条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转角宜圆曲,形体宜修长,这样线条才能贯通流畅,充分体现出婉柔流通的艺术特色。所以说:“篆尚婉而通”。
隶书改篆书的圆笔为方笔,方笔挺直有力,转角处也改圆转为方折,结体必然以严整代替“婉而通”,变长方为横宽,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所以孙过庭强调:“隶欲精而密”。隶书是以方直为特点,易显呆板,故隶书贵“蚕头燕尾”,使方使严正的隶书显出飞动活脱之气。但不可多用,“燕不双飞”,多则失去了“精而密”的特点。
草书是快速书写的字体,要快就要删并一些笔画,且须把一些笔画连通起来一鼓作气写出。其结果方白的楞角变成了弯转的圆角,出现了许多摆动而流畅的曲线,故曰:“流而畅”。
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与今草相同处在删简和圆转;不同处在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燕尾”即捺笔。作为隶书的草体,它不如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一泻千里,但比起隶书来却快速简便得多了,故曰:“简而便”。
一个学书者,使篆之“婉能”,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汇诸长于腕下,自然能成大家。
再次,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最后,孙过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
《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高出多少,《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细观《书谱》墨迹,孙过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援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
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
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
《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书法理论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圭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二王父子的功绩,就在于他们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列,是当时人们审美观点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所以才成为书法大师。要学书法,就必须取法乎上,钟、张、二王的生花妙笔,正是人们师法的最佳范本。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
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
融诸体之长,触类而旁通之,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孙过庭分析了篆、隶、草、章的特点和长处,他说:“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使”,这是历来对诸书体最为简明精辟的论述,其具体含义是:篆书,特别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锋、行笔中锋、均匀一致的圆线条写成的。圆线条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转角宜圆曲,形体宜修长,这样线条才能贯通流畅,充分体现出婉柔流通的艺术特色。所以说:“篆尚婉而通”。
隶书改篆书的圆笔为方笔,方笔挺直有力,转角处也改圆转为方折,结体必然以严整代替“婉而通”,变长方为横宽,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所以孙过庭强调:“隶欲精而密”。隶书是以方直为特点,易显呆板,故隶书贵“蚕头燕尾”,使方使严正的隶书显出飞动活脱之气。但不可多用,“燕不双飞”,多则失去了“精而密”的特点。
草书是快速书写的字体,要快就要删并一些笔画,且须把一些笔画连通起来一鼓作气写出。其结果方白的楞角变成了弯转的圆角,出现了许多摆动而流畅的曲线,故曰:“流而畅”。
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与今草相同处在删简和圆转;不同处在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燕尾”即捺笔。作为隶书的草体,它不如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一泻千里,但比起隶书来却快速简便得多了,故曰:“简而便”。
一个学书者,使篆之“婉能”,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汇诸长于腕下,自然能成大家。
再次,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最后,孙过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
《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高出多少,《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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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孙过庭“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于翰墨间”。他擅长楷、行、草诸体,尤以草书著名。孙过庭传世书迹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都是草书墨迹,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书谱》。
孙过庭的《书谱》墨迹问世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暨在《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但这种说法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反驳。
宋代的王诜说:“虔礼(孙过庭)草书专学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遒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智永)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暨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
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明代焦谓说:“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
王世贞也说:“虔礼书名,一时,独窦暨贬曰凡草闾阎之类。《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王羲之)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
陈子昂在《祭率府孙录事文》中评价孙过庭:“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指孙过庭)之遗翰,旷代同仙。”
孙过庭的《书谱》墨迹问世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暨在《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但这种说法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反驳。
宋代的王诜说:“虔礼(孙过庭)草书专学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遒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智永)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暨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
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明代焦谓说:“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
王世贞也说:“虔礼书名,一时,独窦暨贬曰凡草闾阎之类。《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王羲之)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
陈子昂在《祭率府孙录事文》中评价孙过庭:“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指孙过庭)之遗翰,旷代同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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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书谱》
《书谱》,唐代孙过庭撰并书。草书,分上、下卷。款署垂拱三年写记。存纸本墨迹上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五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书法二王,笔势坚劲,后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窦暨虽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评,而明代王世贞称:“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历代习草者,多取为范本。此帖又是著名的书法论文,《书断》、《宣和书谱》等称之为“运笔论”。而手迹卷首题“书谱卷上”,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二卷”。
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应为原文全篇。唯装裱多次,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篇失去,故生杂议。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多,而此篇言简意赅,不蹈空疏,委曲切实,于“执、使、转、用”之际,阐述颇多精义,为故代论书名作。
唐代徐浩所撰书法论著。《新唐书》、《宋史》称唐代徐浩有《书谱》一卷。已佚。
清代万斯同所撰论著。共二十四卷,见杨宾《大瓢偶笔》。清代姜宸英书法论著。程瑶田《书势·五事》中曾提及之。
《草书千字文》
《草书千字文》为孙过庭三十八岁时所作,通篇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此卷与唐垂拱三年(687)撰《书谱·卷上》面貌颇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非孙氏原作,而是以后的临仿本。
《佛遗教经》
《佛遗教经》又叫《佛垂涅般略说教诫经》、《佛临般涅拌经》、《佛临般涅般略说教诫经》。约在公元前248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城附近的娑罗双树下即将圆寂之时,遗嘱众徒。后经阿难、迦叶等徒的整理形成《佛遗教经》而流传后世。此经2500字左右,言短而意深,佛家精要尽括无余。中国南北朝时代,经姚氏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印度人,生于新疆,精通汉文。公元401年即后秦弘始3年,秦帝姚兴邀入长安,专译佛经)译成汉文,后经唐朝书家孙过庭手书,而成为历代王朝的内府秘本,到清朝中叶流落士大夫之手后方有刻石传世。但沧桑变迁,加之战乱侵扰,原刻石不知所向。从此,孙过庭书《佛遗教经》在国内绝迹。
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大师夏莲居居士赴日本讲学,意外发现日本佛教界有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唐朝大书家孙过庭手书的《佛遗教经》石刻本,细审“秘府”“缉熙殿宝”印鉴俱全,便出资购回。国内未见第二本。
《书谱》,唐代孙过庭撰并书。草书,分上、下卷。款署垂拱三年写记。存纸本墨迹上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五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书法二王,笔势坚劲,后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窦暨虽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评,而明代王世贞称:“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历代习草者,多取为范本。此帖又是著名的书法论文,《书断》、《宣和书谱》等称之为“运笔论”。而手迹卷首题“书谱卷上”,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二卷”。
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应为原文全篇。唯装裱多次,中间已有断失,“卷下”等篇失去,故生杂议。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多,而此篇言简意赅,不蹈空疏,委曲切实,于“执、使、转、用”之际,阐述颇多精义,为故代论书名作。
唐代徐浩所撰书法论著。《新唐书》、《宋史》称唐代徐浩有《书谱》一卷。已佚。
清代万斯同所撰论著。共二十四卷,见杨宾《大瓢偶笔》。清代姜宸英书法论著。程瑶田《书势·五事》中曾提及之。
《草书千字文》
《草书千字文》为孙过庭三十八岁时所作,通篇以今草书为主,掺以章草,草法上下连接,用笔含蓄不露,功力内在,沉着而飘逸,劲健而婀娜,一气贯注,笔致俱存,甚为精熟。卷中钤有唐“龟龙麟凤”朱文印记、南唐“建业文房之印”及“合同”朱文印记、宋米芾“宝晋斋”白文印记。此卷与唐垂拱三年(687)撰《书谱·卷上》面貌颇不一致,有学者认为非孙氏原作,而是以后的临仿本。
《佛遗教经》
《佛遗教经》又叫《佛垂涅般略说教诫经》、《佛临般涅拌经》、《佛临般涅般略说教诫经》。约在公元前248年,佛祖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城附近的娑罗双树下即将圆寂之时,遗嘱众徒。后经阿难、迦叶等徒的整理形成《佛遗教经》而流传后世。此经2500字左右,言短而意深,佛家精要尽括无余。中国南北朝时代,经姚氏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印度人,生于新疆,精通汉文。公元401年即后秦弘始3年,秦帝姚兴邀入长安,专译佛经)译成汉文,后经唐朝书家孙过庭手书,而成为历代王朝的内府秘本,到清朝中叶流落士大夫之手后方有刻石传世。但沧桑变迁,加之战乱侵扰,原刻石不知所向。从此,孙过庭书《佛遗教经》在国内绝迹。
民国初年,中国佛教净土宗大师夏莲居居士赴日本讲学,意外发现日本佛教界有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唐朝大书家孙过庭手书的《佛遗教经》石刻本,细审“秘府”“缉熙殿宝”印鉴俱全,便出资购回。国内未见第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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