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清同治四年（1865年）农历十一月初八，蒋智由出生于浙江诸暨紫东浒山村（现为店口镇朱家站村）。 
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右，蒋智由就读于浒山村私塾，受教于潘文溶先生门下。 
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右，蒋智由徒步六十华里，赴绍兴购《资治通鉴》。
光绪二年（1876年），蒋智由赴杭州紫阳学院就读。
光绪六年（1880年），蒋智由娶同乡店口朱家巉三官公长女朱氏为妻。
光绪十八年（1892年），蒋智由父亲蒋春梅因病去世，蒋智由辗转浙江各地，最后在德清武康上柏村选中一块墓地，迁了双亲墓。 
文坛扬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受浙江平阳诗友宋恕的推荐，蒋智由到天津育才馆担任汉文教习，传授新学，并与担任总教习的夏曾佑相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蒋智由以廪贡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光绪丁酉科乡试，考中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未赴任。同年，创立“北学堂”，牵头汇编《时务通考》（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百科丛书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蒋智由南下诸暨故里省亲。同年，他的诗首次刊登于《清议报》，在第三十三期的“诗文辞随录”一栏刊发《观世》诗，笔名“因明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蒋智由受南浔浔溪书院山长汤寿潜邀请，任教于南浔书院。5月，为避津门之乱，离开天津育才馆南归上海。同年，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蒋智由成为主力军之一，被梁启超称为“诗界三杰”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由诸暨同乡赵祖德出资，蒋智由与赵祖德共同筹办《选报》，蒋智由任主编。11月11日，《选报》正式创刊，在上海开办“珠树园译书处”，专门编译西著。 
留学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20日，与蔡元培、黄宗仰、叶瀚、林獬等人议定、发起中国教育会。同年秋，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海上观云集初编》，书中收入了蒋智由介绍进化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观点的文章。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11月23日，与蔡元培、陈范、黄宗仰等人在上海登贤里开设爱国女校，成为中国首座近代女校，蒋智由任爱国女校经理。年末，结识并与梁启超订交，受其邀请出任《新民丛报》编辑并撰稿。同年冬，留学日本，任《浙江潮》编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欧州诸国，蒋智由受任担纲《新民丛报》主编及相关编务工作。同年，在《新民丛报》第三十六号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成为率先引入“神话”学术理论第一人，是民俗学上的一个里程碑。
光绪三十年（1904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人种考》一文，第一次提出“人种学”概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蒋智由完成并出版《蒋著修身教科书》，该书成为现代伦理精神启蒙的重要教科书籍。同年，结集出版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间连载于《新民丛报》的同题论文集《中国人种考》，提出了“物竞天择”进化论核心，开拓了中国人类学研究视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蒋智由完成《中学自身》一书的编写。8月，在日本东京与梁启超组建政闻社，支持君主立宪。10月，回国在上海创办政闻社机关报《政论》月刊，并出任《政论》社主编。11月22日，与梁启超等人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锦辉馆组织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迁往上海，《政论》报也随之迁回。8月13日，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政论》也随之停刊，总共只出了七期。
宣统二年（1910年），蒋智由出版诗集《居东集》，收录了其1906—1909年间创作的一百三十篇诗作。
宣统三年（1911年），蒋智由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活，回国居于上海，在山东巡抚孙宝琦属下当幕僚。
民国元年（1912年），蒋智由回故乡诸暨省亲，登门看望了同乡晚辈蒋瑞藻。
民国六年（1917年），蒋智由在日本东京出版了《去国吟诗辑》一卷，由其日本友人中井木菟麿代为付梓。此后，蒋智由曾短暂在北京大学史学门（后改为史学系）任教，讲授经济史。
民国八年（1919年）9月，在蔡元培辞任北大校长后，蒋智由严词拒绝教育部让其接任北大校长的任命，并在9月4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入山明志》启事，表明坚辞不就的决心。
寓居上海
民国九年（1920年），蒋智由开始寓居上海，退居书斋、潜心学术、作山水游。
民国十年（1921年），诸暨东安潘氏再次续修宗谱，蒋智由应潘文震之孙潘景沂恳请，作《潘雨辰先生传》，录入谱中。此文后由蒋文藻编入《新古文辞类綦稿本》。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蒋智由卒于上海寓所。

蒋智由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活跃度较高的政治思想家，在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长期的政治宣传、实践、著书立说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思想是蒋智由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同时代其他政治思想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蒋智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民族主义与近代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联系在一起，以民俗学为载体来阐释民族主义的观点。
（一）对民族概念的释义
蒋智由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定义“民族”的概念，他认为：“夫民族之义，本于共同之血统，而又有共同之土地，数千年来沿其利害相同、荣辱相同、休戚相同之事，而其间又有共同习惯之语言、文字与夫教化、制度、风俗以联络之。”并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解释为：“民族者，一种族之称；而国家或兼合数民族而成。”简单而要的阐明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即国家由民族构成。将“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是当时救亡图存大环境的体现。蒋智由等人对“民族”“国家”的论述对当时普遍缺乏“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民众来说无疑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二）民族爱国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近代中国两大主要思潮，而在鸦片战争以前，“国”与“民”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却是分离的。因此，如何将“爱国”与“爱民族”结合起来是当时知识分子函待解决的问题。
1.寓情于诗，表达爱国、忧国之心
爱国主义思想贯穿着蒋智由的一生。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所处情势用危如累卵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八国联军侵华，随着《辛丑条约》的签署，中国完全沦为半殖半封的社会，清廷也基本惟洋命是从。面对这一危亡在即的局面，蒋智由等晚清开明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救国之志，在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上不断探寻、奔波。蒋智由作为晚清著名的诗人，以诗言情是其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特色。在蒋智由政治生涯前期，尤其是在东渡日本之前，蒋智由主要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忧国、爱国之情和反对满清腐朽统治之意。比如其在《络纬》一诗中写道“天地斜阳大，河山急雨侵。”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才常被捕身死，蒋智由悲痛的写下了“丈夫义气重，生死何足奇！同志皆抛散，骨肉长别离。保民心未遂，忠君志岂移！身死魂不散，天地为我遗。”既表达了作者对唐才常起义的支持，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愿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这一时期，蒋智由的爱国主义思想中还蕴含着反清排满的思想。蒋智由与《清议报》结缘之作一一《观世》，诗中“一人制贤否，兹时宵小荣。”和“芥蒂万川谷，异族人经营。”两句充分表达了蒋智由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和对满洲贵族的排斥。
2.以“国家主义的民族”取代“家族主义的民族”
蒋智由鉴于民智的情况，结合维新革命的实际需要，对中国的“民族”相关问题做了大量论述。蒋智由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其实是一种“家族主义的民族”而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他认为“家族主义的民族”主要是以“封殖其室家、发达其子孙为主。”中国为“家族主义的民族”而非“国家主义的民族”。蒋智由认为中华民族要想在世界民族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改良其性质，进家族之主义而为国家之主义。”
蒋智由在强调民族的“国家主义”性质基础之上，进一步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序》中论述道：“今日昌时论者，曰爱国，又曰民族主义，二者其言皆是也。”“夫国家之于民族，固不同物；虽然，此二主义时可并施于中国而无碍。”也即蒋智由将近代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等同在一起，并提出了“民族爱国主义”的概念：“会稽先生抱民族爱国主义，其热如火，着是书也，盖其申其志也。”蒋智由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在当时的情境下具有反帝和排满的时代印记。
3.借古论今，构建民族认同感
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剧，满清政府在抵御外辱过程中屡屡败北，屈膝投降的做派，让自满清入关以来的汉人排满情绪再度高涨。先进的知识分子意图在排满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认同感。树立、推崇古代汉民族的英雄典范是当时以构建汉民族为中心的民族认同感为愿景的知识分子所普遍采取的手段。
蒋智由在探寻汉民族源头的潮流中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民族历史的研究来探寻中华民族的源头，以期唤醒民族意识。在其民俗学代表作一一《中国人种考》中，蒋智由对中国的人种起源作了论述，并且对在晚清风靡一时的“人种西来说”作了介绍，意图在人种起源上与西方达到平等，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蒋智由在其《中国兴亡一问题论》中的《民族总论》中对汉民族的源起作了阐述，认为中华民族源起于西北，言下之意即源起于东北的满族非我族类，内涵“排满”之意。
二、造国思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重家族而轻民族的社会，民众重私利而轻国家。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梁启超等晚清文人在分析甲午惨败的原因时，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不似一个国家。
为了改变中国缺乏国家精神这一状态，梁启超、蒋智由等改良派知识分子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大力宣传国家精神，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一个有形有精神的国家，必需新造之的观念。蒋智由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序》中就明确提出“我所谓爱国者，爱吾祖宗之故国，惟爱之，故欲新造之。”的造国观点。 
（一）中国造国之必要
蒋智由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依外苦”和“依内苦”两大苦难。“依外苦”主要是外族人的侵略，“占我土地，夺我权力。”；“依内苦”主要是“我种人之自相残害是也。”而欲灭外苦“莫急于造国家。”欲灭内苦“莫要与兴道德”。蒋智由还认为“外苦”与“内苦”是相关联的，“欲兴道德不可不造国家。”蒋智由认为“我种人不能再建国，则我四万万同胞之子孙，前途有必至之两境：曰贫贱、曰奴隶是也。” 
（二）建立汉满蒙诸民族联合之立宪国家
清政府1906年9月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后，蒋智由等立宪派人对清政府重燃信心，意图通过对清政府的改革，效仿西方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梁启超、蒋智由联络在日本的维新立宪派人士成立了政闻社这一立宪团体。蒋智由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政论·序》一文，论证了时下中国“变法”与“不变法”的问题。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不变法之中国，一变法之中国。”“不变法之中国，必亡者也。”同时，其反对通过暴力破坏的手段实施变革，他认为“盖在不变法之时代，虽用破坏的手段以求变法可也；至于法之既变，不可不舍破坏的而求秩序的。”“用破坏的手段，则将并种种之新事业而具破坏之故也。”不能以破坏的手段来改造中国，蒋智由则提出“夫既不可破坏之，则其对于政府也，不可不一变而为监督的、参与的立宪政党之事”。即在满清这一统一政权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各民族参政，将政府置于监督之下的立宪国家。
三、政党观
清末民初之际，有识之士感于现有政府之腐败，企图通过效法西方施行政党政治以挽救中国。满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统治危机日盛，国内革命呼声日涨，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以立宪之日本撮尔小国战胜了专制之沙俄强国的情况之下，也再次放开中国传统社会所秉承的“党禁”政策，企图建立立宪之国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蒋智由、梁启超等维新改良派人士为响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联络在海外的维新改良人士，多方活动，大肆宣扬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蒋智由认为“有立宪必有政党。”但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国内并未出现政党，蒋智由在这里显然未将孙中山等人成立的同盟会视为正规之政党。但蒋智由认为，时下国人虽知立宪之名，而不知政党为何物。即“恐吾国中立宪之名词已熟，而政党之名词尚生，有未知政党为何物者。”因此，蒋智由在其《政党论》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其政党思想，以启发民众。 
（一）政党之性能
蒋智由认为，政党是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的指导性机构，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指南针也”“司令官也”，是“造一国未来历史之主稿人也”。在政党的功用上，蒋智由认为政党能“以其主义改良国政。”“能为一国指示前途之祸福。”“能进化一国之政见。”是“一国事实发生之母也”。至于为何要成立政党，也就是政党应秉承的目的上，蒋智由认为政党者需“以其智识学问言论思想救国”，要“以一种之势力与手段使其所有之智识学问言论思想能见于实际者也”。对于政党应具备之特性，蒋智由则认为，政党者“必热心能力兼备者也。”；政党者“以舆论为根据，而亦能发生舆论改造舆论者也。” 
（二）政党与政府、国人、道德之关系
政党与政府是不可分割之存在，蒋智由认为“政党者，可以为政府之大敌，虽然亦可以为政府之益友也。”“政党者，不适生存于专制政体之下者也，故专制国无政党。”也就是说政党与政府关系的良恶取决于政府，如果政府行专制之事，则政党为政府之敌，如果政府实行宪政，则政党就是政府的益友。在政党如何征服政府这一问题上，蒋智由不主张革命党人所采取的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要以公众之力来约束政府。从蒋智由对政党的这一定义来看，他认为革命党人所建立起来的同盟会、兴中会等团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有维新派所建立起的以改良的方式使民众参与政治的政闻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他还认为，政党对于政府而言是代表人民一势力之团体。蒋智由还进一步的阐述了政党是立宪所必要的观点。
在阐述政党与国人的关系时，蒋智由极尽夸赞之能，将政党视为国人的最高导师、政治脑筋和政治的耳目手足。他认为政党在国人与国家之间还起着平衡两者之功能，进而，蒋智由认为政党为民造福，应该广受人民欢迎，如果政党受到人民冷遇则是人民政治智识薄弱的标志。言下之意，国人应当接受欢迎蒋智由等人所建立的政闻社这一政党。 
在论及政党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蒋智由认为政党最应该区分的就是“公”和“私”之间的关系，应重“公”而轻“私”。蒋智由还认为，政党应如同“母爱其子”一样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与蒋智由一直秉承的爱国热忱十分符合。在政党成员参与政事过程中，蒋智由认为应当以施行自己政党所奉行的主义为要旨。蒋智由还认为，作为现代政党，不可“造作言语淆乱听闻以自取利而害人。”作为政党还应当“重于信用，不可口言而行相远。”一政党与敌对政党争斗时，蒋智由认为应当“以公义为范围，而不涉私憾。”同时还表示“政党者，有当用手段之时，虽然苟可以不用手段，则不必用之。手段者， 不得已而用之物也。”蒋智由还认为，政党吸纳成员时，尤其要注重党员的德行。政党成员应当具有“胆量、才能、智识、学问、道德”五者，前四者可有可缺，“而惟道德则必不可缺者也。有道德矣，于前四者之中或仅有其一而缺其余尚不失为有用之才。若有前之四者，而无道德，则其人不足取也。”进而，蒋智由认为，政党应当“持公论，奉正义，以浩然行于天地之间”“当具大公无我之心”最终达到“无疚于神明而得清夜中至大安心之乐境者也。” 
（三）政党为宪政之必要
蒋智由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则必须先成立政党。如果没有代表政党或代表人民一大势力合理的团体存在的话，则必不能与政府相抗衡。而对于当时冥顽不灵的清政府而言，是不会将政治的权利交于人民的。他举例日本明治维新道“日本于预备立宪下诏，而后即有板垣等起而为政党之先河，是实日本宪政所由成立之一大原动力也。”同时，他在文中指出，从去年清政府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已过去一年，但政党之消息却寂寂无闻。因此，蒋智由指出，中国要实行立宪、成立政党，除了政府颁布立宪法令外，主要还是国人对政党、立宪的智识程度。他认为当时上下两方面对政党的认识情况为上己近立宪之意而下去立宪之意远。至于如何能成立政党，他认为这不在于成立政党之人如何，而在于全国人民对待政党之态度。政党受一国人民所欢迎则可成，政党为一国社会所冷遇则不可成。当时的中国社会“未有不闻谈政党之名而大骇者”，只有待国人不骇政党后，中国才能有政党发生。这也反映出作者写《政党论》的目的所在，就是要让国人对政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以支持立宪派所成立的政闻社这一政党团体。 诗歌
蒋智由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诗作大都发表在报刊上，这一时期主要以《清议报》和《新民从报》上发表的诗歌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梁启超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创作实绩。而后期的诗歌创作以《居东集》 和《蒋观云先生遗诗》两部诗集为代表，《居东集》是蒋智由在日本时所著， 《蒋观云先生遗诗》是蒋智由晚年手定诗稿，由弟子吕美荪编辑而成。这两部诗集有一个共同点：对早年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概不录入。这就使得蒋智由前后期的诗歌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 
一、《清议报》时期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蒋智由以笔名因明子，在《清议报》第三十三期的“诗文辞随录”上发表第一篇诗歌《观世》，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梁启超的标志着诗界革命口号提出的《汗漫录》在三十五期发表以后，几乎每期都会刊登蒋智由的诗作，到《清议报》停刊止，蒋智由先后陆续在此刊上发表共计五十八首诗歌。在专栏上发表诗作的一百五十多位诗人当中，蒋智由的诗篇数量位居第三。由此可以看出蒋智由的诗歌在《清议报》中的分量，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蒋智由诗歌的赏识和推重。
当然，蒋智由的诗歌成就不仅仅体现在诗歌发表的数量上，更重要的是他自觉地实践了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理论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堪称诗界革命“以旧格调运新理想”的典范。
《清议报》上所刊载的蒋智由的五十八首诗歌，是蒋智由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诗歌当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诗人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亦可以感受到诗人当时的思想脉动和心路历程。深沉的忧患意识、炽烈的报国情怀、热情的西学宣扬，是这一时期蒋智由诗歌的主旋律。如写于戊戌变法之后的《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整首诗写的沉郁悲壮，表达了诗人拯时救世的深切愿望，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清政府迫害维新志士的悲愤，而一个缺乏爱国思想感情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又如：“痛哭中窅一梦回，万夫心死事堪哀。论人曲学非汤武，欺世空文澜马枚。京国风尘隋苑暮，江山颜色汉家回。可怜十万横磨剑，塚骨来登拜将台。”（《痛哭》）山河破碎，风雨如晦。国家日趋衰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残酷的现实，让诗人心中无限悲凉，忍不住泪水满襟。诗歌以沉郁之笔，抒发对国家破败的哀思，也充分体现了诗人深沉的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也有诗作感慨时事多艰，抒发壮志难酬的苦闷。如：“去年颠顿苦不知，今年歌啸吾惫矣。……忍把纵横益荡心，压制抑伏风尘里。泪洒千古一同悲，冉冉行年空抚髀。”（《辛丑六月》）戊戊变法失败以后，维新党人遭清廷通缉，被迫避亡海外。这首诗写于庚子事变后，诗人内心的愁绪、悲苦和无奈，化作热泪，感人至深。
除了对时事的哀叹，也有对国民奴性的批判。这在很多诗歌中都有体现，如《观世》云“积成奴仆性，谄谀竞为生。智种日摧抑，劣败理亦平。”指出奴性对人智慧的摧残。在对奴性的批判上，以《奴才好》最为著名：“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刁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做奴才。……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这首诗，以反语淋漓尽致的暴露了国民长久以来的奴才心理，对国民的奴性作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蒋智由的这类作品，不仅在当时对唤醒尚未觉醒的人民群众有积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于批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奴性意识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此外，除了对国民奴性的批判，蒋智由的诗歌还有对独立、平等、文明、自由等西方文明的赞颂，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歌咏。如《送人之日本游学》云：“大地文明运，推移到亚东。输欧迟百岁，兴亚仗群雄。”《梦起》云：“物竞事益烈，智力贵兼取。交通互争雄，独立养自主。”再如《北方骡》（思铁路之行也）中对火车的赞美：“北方骡，日不支，道诘屈，山险峨，仆夫怒，横鞭口，鞭口末已骡力绝，卧死道旁折车轴。安得往来飞辔车，不用牲力用汽力。乃知人群贵用器，器改良兮增幸福。幸福增兮利于人，非独利人兼及物。”在蒋智由的诗中，科学的威力已与“救国之思”紧紧联系了起来，恰投当时爱国志士的心情，有直接的感染力量。这也远比夏曾佑、谭嗣同的“新诗”之局限于写个人思想解放的快感和各种奇怪念头，更加易于引人共鸣，便于行世流行。 
西方文明的先进与中国现实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宣扬西学、批判奴性的同时，诗人更是以诗为号角，企图唤醒国民沉睡的意识，激起人们救亡图存的报国之志。如：“血如河，泪如海。骨可糜，志未改。亟召吾民梦醒之，绌己念群犹可为。不然乃真牛马奴隶百千劫。……吾闻欧洲学者不言仁，仁为闰位救世危。吾党丁此仓皇反覆时，磋哉不在任任者谁，愿客哀乐为同胞，眼见吾种团结独立世上以为期。”（《见恒河》吾种之合新学也）这首诗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卖国求荣，帝国主义列强“夺我土地，削我自主，耗我财源，挤我种类”，然而我等同胞，犹自酣睡。当务之急，是唤醒同胞国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方可避当牛做马成奴隶之劫。整首诗既有对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批判，也有对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屠杀维新志士的谴责和控诉，更是对国民觉醒、国家自强、独立的呐喊。
总之，在这些诗中，诗人热情赞颂西方的近代文明，期望能唤醒国人独立自主、团结平等的意识，期望祖国早日摆脱苦海，真正的强大起来，这也是诗人该时期创作的真正目的。 
二、《新民从报》时期
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诗作二十二首，约占诗歌创作总数的十分之一，除去刘光第的遗诗，蒋智由的诗歌数量就位居新派诗人之冠。仅在第三期的“诗界潮音集”上就刊载了他的六首诗歌，可见，不论是在诗界革命提倡之初还是在其发展的鼎盛期，蒋智由的诗歌都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虽不比《清议报》时期发表的数量多，但也都是脍炙人口的诗中佳品。蒋智山作为梁启超的追随者，自觉以诗界革命理论旗帜为向导，创作出很多优秀的诗篇。
在这一时期，蒋智由的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已经较《清议报》时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一时期，蒋智由仍有一些感怀时事、慷慨忧愤之作，如《久思》“久思词笔换兜鍪，浩荡雄姿不可收。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还有一些对奴性的批判，如《壬寅八月往游金陵书怀》“天堑兵轮万国来，长江锁钥已全灭。蜀煤楚冶通新道，俄鹫英狮俨舞台。战伐遗民习奴性，哀残大帅光长才。东南我欲论形势，脑部可能傍蒋垓。”但是诗歌重点已经放到了对西方民主启蒙思想的宣传上，诗歌内容也因此更富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色彩，风格也趋于激烈昂扬。最有名的当数诗歌《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这首诗写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诗人在诗中热情的宣扬民主、平等、自由、革命，特别是诗歌的后两句被邹容引入其《革命军》（自序）中，一时间广为传颂，影响深远。整首诗新词新意，流畅明达，是新的诗歌风格的代表，这种风格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受到西方民主启蒙思想阳光的照耀后，精神上的启迪和解放，以及感情的兴奋与热烈。诗人直接用最新的政治性语言来鼓吹这种最新的思潮、学理，抨击专制，振奋国人自强独立，其中又蕴涵着民族的悲愤和爱国热情。
除了对西方学说的宣扬，也有对历史的反思，如《历史》“煌煌历史间，只有成败伦。成者虽碌碌，尊之若凤麟。败者虽英雄，贱之若蝇。……奴界累千载，而不敢置论。伟哉成败力，若雷霆万钧。吾侪持平等，尚论抉素因。一扫前民言，称心自为衡。思饮翻史案，汉牛作秦焚。……一卷奇人传，持以福吾民。” 
在《新民从报》的第三十号上刊有蒋智由的组诗《挽古今之敢死者》（五首）“……英雄为牺牲，众生福穰穰。男儿把热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处，青山与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飞扬令人起。”这组诗大力颂扬敢死者，这和当时流行的“破坏主义”以及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有一定关系。尽管这种方式并不可取，但是在祖国危亡之际，这种敢于为国牺牲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诗歌意境高旷，笔力豪迈，气韵充沛，以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态度，表现了与旧制度和旧制度的卫道者抗争到底的决心。
此外，蒋智由还有一些描写海外风光的诗篇，记录旅居日本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富士山》、《长崎》、《朝朝吟》（在日本东京作）、《东京除夕》 、《东京元日》、《旅居日本有怀钱塘碎佛居士》等。
政论
蒋智由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不仅限于诗歌，还有大量的文章。通观蒋智由的报刊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征，即前期以诗歌为主，后期以文章为主。与诗歌作品相类，文章中亦贯穿着一条“志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何蒙孙先生颂华六十寿序》）的主线。这种鲜明的政治功利性与蒋智由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 蒋智由认为，“文者，所以为世造幸福之一物也。”（《文体》）又认为，“欲改进其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可以说，这种创作理念自一开始便是企图干预政治的。正因如此，蒋智由的报刊文章呈现出浓厚的政论性色彩。
蒋智由曾就当时人论时政的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陈说情弊之时代”“陈说方法之时代”“陈说理论之时代”。通观蒋智由的政论文章，正如其所说，内容多不出“陈说情弊”“陈说方法”的范畴之外。 
一、陈说情弊
“陈说情弊”即揭露当前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
1.批判国民性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下，传统中国在诸多方面完全落败。由于长期浸淫传统文化，在面对崭新的外来文化时，国人亦纷纷暴露出其根底牢固的性格缺陷，即落后的国民性。
综观蒋智由的政论文章，国民性之弊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一国民劣根性的流毒及现代政治性的欠缺。一国之民往往在其国民心理深处潜伏着某种普遍却不良的习性，是为国民劣根性。当国民劣根性以国民的集体行为表现出来时，整个社会风气亦将污浊不堪。 此种污秽风气一开，其流毒之广，无出其右。
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而君主专制政体经历朝历代因袭改进早已僵死腐化，国人的政治想象力也早已为陈陈相因之政治风气扼杀殆尽。因而，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素养，国人尚停留在封建君君臣臣的浅层次上。而在西方先进国家，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早已大行其道，深植人心。二者相较，国民之政治思想实在落后褊狭，函需改造。在国人严重欠缺的一众现代政治理念中，国家主义、主权概念是作者申之再三的。
2.抨击专制政体
作者写了不少揭露君主专制弊端的文章，这些文章切入的角度较为多样，不同层面彰显君主专制之不合时宜。如《中国近日之多数说及其处置之法》云：
团体者，集各个体而成立者也。析各个体而无一团体，则势微力弱，不足以竞存立于世焉。故必有团体者出也，然由此而集团法之难题生。其一用服从主义，张团体而缩个体，至其极也，各个体皆不得申其志望，达其愿欲，则个体与个体自解，而团体立溃……所谓专制国之状态……则数千年君主之专横，贵族之骄患，下民之困苦颠连而无所告，物极则反，至十九二十世纪之间，而专制之时局，遂于是乎告终。（《新民丛报》第四十九期）
蒋智由所谓的“集团法”其实是指一个团体内部的组织办法，即运用何种办法达到运作一团体的最佳效果。在蒋智由看来，其实国家便是一个团体，而专制国家便是一个采用“服从主义”集团法的团体。在这样的团体中，“各个体皆不得申其志望，达其愿欲”，具体到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君主之专横，贵族之骄悠，下民之困苦颠连而无所告”。这段议论是从政治团体内在组织规则的角度来立论的，力斥专制政体下“服从主义”之非，可谓清楚明白。
《平等说与中国旧伦理之冲突》则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切入，文章云：
……出发点齐一说与夫中国旧日之伦理，则大有不能相容者在……若从出发点齐一义，则第一所当破坏者，君主世及之制……不然，而以君位为一人所专有之物，子以传子，孙以传孙，一若其人有特别之资格者，是所谓出发点之不齐一，而为持平等说者所不许也。（《新民丛报》第七十期）
“出发点齐一说”是作者热烈推介的一种伦理思想。所谓“出发点齐一”其实便是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意思。中国传统社会讲究高低贵贱，一国之民又分三六九等，这便使得社会极其不公。蒋智由认为，传统社会的不公与传统的伦理思想密切相关，即所谓“亲亲之伦理，血统之伦理”。这种伦理思想以血统高低判人之高低，无形中在国民间横亘以“先天障壁”。封建帝王作为一国之君，血统之高无出其右，地位之遵举世无双，在蒋智由看来，这是严重违背“出发点齐一”这一进步的伦理思想的，因而“第一所当破坏者，君主世及之制”。作者的此段议论揭示了传统伦理思想的不足，动摇了君主专制所凭依的伦理基础，也便进而否定了君主专制。 
二、陈说方法
“方法”是就“情弊”而言的。在揭露完国民性与专制政体存在的问题后，蒋智由也便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一变革人心风俗与建立民主国家。《中国近日之多数说及其处置之法》云：
夫今兹之中国，谋国家之存立为先，而图社会之改良为后。盖从其本而言……其原因皆在人心风俗之间……然从其用而言，则政治革新而后及于人心风俗，其势顺，人心风俗改新而后及于政治，其机逆。（《新民丛报》第五十一期）
蒋智由认为，中国当前有两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一“图社会之改良”，即变革人心风俗，二“谋国家之存立”，即建立民主国家。这两项任务中，变革人心风俗是治本之策，建立民主国家则是当务之急，但毫无疑问，二者皆为当时中国之所必需。 
1.变革人心风俗
事实上，“人心风俗”这个提法是有些笼统且模糊的。《风俗篇》云：
人者，血肉之躯，缘地以生，因水土以为性情，因地形以为执业。循是焉，而后有理想，理想之感受同，谓之曰人心;人心之措置同，谓之曰风俗……人心、风俗，以之造政治、宗教，而政治、宗教，又还而以之造人心、风俗。（《选报》第二期）
由这段话可知，“人心”是指一种相同的“理想之感受”，“风俗”是指相同的“人
心之措置”。相同的“理想之感受”是指普遍的国民心理，相同的“人心之措置”则是指国民心理的外在行为表现。人心风俗与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铸成一种国民性。
又《日俄战争之感》云：
然则战争之事，不徒当较量两国外见之物质，而尤当较量两国内具之精神。此精神者何？即本于其人民，与其国家有密切之关系，而从其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所养成之人心风俗是也……所恃以赌胜负者，一恃乎其国民之精神而已。（《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期）
在这段话中，蒋智由提到了“内具之精神”“国民之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其等同于“历史所养成之人心风俗”。但联系《日俄战争之感》全文内容，“国民之精神”其实指的是尚武的风气、爱国的情感等正面的国民品质，其内涵显然不如“人心风俗”来得宽泛。
2.建立民主国家
建立民主国家首先便要推翻君主专制，二者针锋相对，非此即彼。《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云：
盖国家所以变而为一部分人盈利之机关，而成社会之一有害物者，原其故，不外国家为一人之私物，而非人人之公物，故为官吏之一部分人，乃能附属于一君主个人之下，而为百姓监督之力所不能及，得以滥用其职权，而营私利。若人人以国家为公物，而有过问之权，又孰能以公众之地为巢窟者？此改革国家政体之说，立宪之议，其原盖即发于此也。（《政论》第三期）
在这段话中，蒋智由明确指出了“改革国家政体之说，立宪之议”的直接原因，即专制政体下，国家沦为封建帝王“盈利之机关”，百姓则沦为封建帝王无人权之仆役。而在蒋智由看来，国家当为“公物”，人人当有“过问之权”一一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选择。既然当前的专制政体并不能顺应历史潮流，那么势必要将其推翻在地，代之以民主政权。
建立民主国家是中国当前最为紧迫、最为必要的任务。《国家与道德论》云：
我种人不能再建国，则我四万万同胞之子孙，前途有必至之两境，曰贫贱，曰奴隶是也。（《新民丛报》第六十四期）
蒋智由认为，列强剥夺中国的野心只会日益膨胀，攫取中国的利益只会有增无减，而中国面临的险恶处境则会日甚一日的艰难，人民遭受的苦难则会日甚一日的深重。如此一来，若想再建立民主政权则要面临更多的险阻，甚而失去建立民主政权的可能。蒋智由又认为，民主政权若不能建立，那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财产便不能得到保证，其结局无非两种，贫贱与奴隶一一这绝非耸人听闻。
那么，以何种方式推翻君主专制从而建立民主国家呢？立宪与革命开始为有识之士所瞩目。随着立宪与革命思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迅速传播，立宪与革命两大阵营尖锐对垒的问题接踵而至。
蒋智由是推崇立宪主张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蒋智由对革命的否定。事实上，蒋智由对立宪与革命的态度还是相当开明的，如《为国者吾人宗主之目的也》云：
居今日而欲救国，其道无他……发明张皇一为国之大义而已，使吾国之士而知此义，则其对于国家之行动，革命可也，立宪可也，作官可也，不止此义，则革命不可，立宪不可，作官不可。（《政论》第二期）
他认为，革命也好，立宪也罢，其最终目的务必是救国，只有在不违背这一根本出发点的前提下，才有必要探讨革命与立宪的优劣。
既如此，蒋智由应当是认可革命作为一种救国手段的，同时对革命救国也并无偏见，那么他何以选择立宪而放弃革命呢？原来，在他看来，立宪与革命各有其适用的条件，而这条件又与清政府是否积极作为密切相关。《“杀”与“要求”之两大派》云：
此二派之消长，常视政府之行事以为断，使政府而允人民之要求，则加担于要求一派之人民日多，而要求派之势力增来，则前途上下交泰而平和之象也;使政府而不允人民之要求，则加担于主杀一派之人民日多，而主杀派之势力增来，则上下不交而杀伐之象也。（《政论》第一期）
所谓“杀”一派指的是革命派，而“要求”一派则是立宪派。蒋智由认为，革命立宪的“消长”“常视政府之行事以为断”。如果清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决意民主改革，那么立宪正逢其时，而革命不攻自破;可如果清政府顽固之心依旧，残暴态度如昔，那么革命正当其时，而立宪不攻自破。换句话说，他认为，革命适用于顽固不化的政治环境，而立宪则适用于除旧立新的政治环境。
蒋智由的这个认识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有很大关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迫于社会各方的舆论压力，清政府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预备实行君主立宪。在蒋智由看来，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向外释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一一这无疑增强了他对政府、对立宪的信心。正因如此，在立宪与革命面前，他最终选择了立宪，进而站在了清政府一边。既已选择相信清政府并坚定了立宪的决心，那么他对革命的看法便不能不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崇尚暴力。蒋智由之所以认可革命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政府态度暖昧并有持续顽固昏暴的可能，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是可取的，但现如今政府己表露出立宪革新的倾向，那么暴力革命便没有必要了。相反，暴力革命只会危害到当前的国家安全。他认为，政府主动立宪变法已然可收革命之效，因而大可不必效革命之行。若要一意孤行，那么革命只会扰乱国家立宪的进程，破坏国内平和的环境，无端消耗国家、人民的财产，因而“不可不使国内人无一革命之心”。
此外，作者也颇不赞同革命派的暗杀手段。《变法后中国之大政策论》云：
革命不成，其变相又流而为暗杀……暗杀者，事属个人，其及于个人者甚大也。且夫人生之乐，首在精神之安否，而物质之事其次焉者也。今惴惴焉日有性命之忧，抚此头颅发肤，不知焦烂蚤粉于何时，其于精神上之苦痛，亦已甚矣。（《政论》第一期）
蒋智由认为，暗杀是革命派在革命受阻时所采用的辅助手段。与革命战争会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害不同，暗杀则会引起社会人心的恐慌不安，造成人民“精神之苦痛”。人民若“惴惴焉日有性命之忧”，那还怎么共济立宪之大业呢？因而，作者也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可见，在清政府表现出改革意图的前提下，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救国方式。而立宪凭借其“无革命之危险，而亦能收革命之效果”（《为国者吾人宗主之目的也》）的优势，可避免流血而和平地过渡到民主国家，这深得蒋智由之推崇。因此，在当时国情下，蒋智由认为立宪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出路。 蒋智由工书法，其字结体宽绰，线条富有动感，整体多具有素雅飘逸的风格。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①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钜子天所骄，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广诗中八贤歌》）②近观云以其四长篇见观，读竟，如枯肠得洒酒，圆满欣美。（《饮冰室诗话》）
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汪国垣：①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蒋智由冠以“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并赞之：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其人磊落而英多，其事处心而积虑。君不见，翠屏山，盘陀路。又赞：往年示我居东集，支遁青莲一手持。累我连宵五更读，是君拼命著书时。观云居沪时，为杂报文字，喜入哲家言，与别士有二俊之目。其文闳深隽永，皆非新会所及也。东游后，肆力为诗，不为湖湘人语，亦不入新学末派。直造古人，而与李翰林为近。别士诗富有理致，皆近代诗家别开生面者也。②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对蒋智由的评价：“蒋观云氏，早年为选报草文，洞见政本，言垂世范。其学以文哲为长，故新会梁氏推崇极至。偶事吟咏，句律精严，思致缜密，其独往独来之气，又颇与太白为近。及居日本，闻见益拓，亦喜用新理入诗。《居东》一集，尤多名作。夏蒋二家，皆以运用新事见长，而又不失旧格。其才思不及人境庐，然理致清超，又人境庐外之别开生面者也。
中国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蒋智由的新派诗，较之中国传统的诗歌，在形式上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改造或创新，而内容却是歌颂了新事物，抒发了自己要求变革的理想。特别是作于戊戌前后的一些诗篇，记载了当时新与旧、进步与反动激烈斗争的过程，是梁启超理想中“以旧风俗含新意境”诗歌的典型。 
清末民国藏书家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观云）客居东瀛，著有《宪政胚论》及《政论》等书。诗词甚富，融冶新旧学，足与黄公度《人境庐诗稿》相骖靳也。 
清末民国陈中狱《侠斋随笔》：吾乡蒋观云诗，以说理胜。梁任公所谓“因明子巨子天所骄”也。《咏王昭君》曰：蛾眉在深宫，千载谁复知。空有如花貌，妍媸在画师。画师重黄金，黄金非妾持。纵复持黄金，行贿岂我为？千载琵琶声，劲节使人悲。诗语如翻澜剥笋，觉美人当日用心，如在目前。
民国官员孙松龄《明湖客影录》：名亚梁任公一等，文境清迥含蕴，实尚优于任公。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章乃羹《蒋观云先生小传》：其抱负不可一世，欲以其道易天下，与元章先后同志们揆，盖皆禀天地刚劲之气而致然也。余闻先生乡人有吴亮公者，其人负奇，好言天下事，清季鼓励乡邦子弟从军，至今诸暨人掌军旅者辈出，群谓非亮公提挈，不及此。先生则命长君讲武日本，卒树革命之基。
中国近现代古文学家钱基博：（其文）清言遒笔，如峻峰绝壑，气韵标举。 
山东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郭延礼：蒋智由在日本接受了资产阶级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影响。他的诗在近代新派诗中特别富有新的气息，洋溢着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
《浙江日报》：蒋智由的一生，和时代紧紧相连。1897年，蒋智由中举，授山东曲阜知县，未赴任。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握笔为刀，用文字呼吁变革，以期“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器挽神州？”（蒋智由《久思》）。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蒋智由写下名噪一时的《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作为新诗的典范，发出了强有力的自由声音，成为沉闷的中华大地旷野上的长音。

蒋智由著有诗集《居东集》《蒋观云先生遗诗》。前者是删存在日本所作诗，后者是作者女弟子吕美荪据诗人晚年手定诗稿选辑而成。此外还有，民国六年（191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去国吟诗辑（附时政论）》一卷，此书现于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有藏本一卷。]蒋氏晚年“自尤其少作拉杂，摧烧之以尽”（陈三立《蒋观云先生诗序》引述吕美荪语年），因此《遗诗》内亦无“少作”。其前期诗歌仍散见于《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新古文辞类纂稿本》收有蒋智由晚年文章10余篇，其中包括今人据以考定蒋氏生年的《潘雨辰先生传》。

2016年，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收藏爱好者程一峰在德清县山民村做工程时，在一条小溪中发现有一块墓碑。
2019年7月，程一峰将墓碑挖出，墓碑高1.4米、宽0.15米，重300多斤，材质为青石板。随即他联系了人文学者徐戎，让他考证其价值，徐戎查证后认出这是蒋智由的墓碑，当即与诸暨取得联系。程一峰随即将墓碑捐赠给诸暨市博物馆。8月19日，墓碑被收藏至诸暨市博物馆。当天，德清、诸暨两地还举行了蒋智由先生生平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