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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性高旷,不事营利。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
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以贫就食四方,专门从事讲学。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既爱护学生,又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门下。王闿运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
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以贫就食四方,专门从事讲学。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既爱护学生,又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门下。王闿运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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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经学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
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教育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王闿运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
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教育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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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初恋情人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九岁的王闿运与一左姓女子相识,两人相互爱慕,欲谈婚嫁,但因左氏已有婚约而未成。由于相爱的人不能终成眷属,左氏郁郁寡欢,竟成痼疾,一年后满怀幽怨地离开了人世。左氏病逝前,王闿运已与蔡氏订婚,她是否因而愈加绝望,不得而知。
乐为名士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26岁时就中了举,踏入高级士人行列,但几次会试不中。他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偏偏赶上多灾多难,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訢除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邂逅歌妓
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歌妓柳如是、李香君等人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但王闿运与衡阳有才华的歌妓花燕芳邂逅,二人真心相爱。据说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为迫使王闿运依照他的意思撰写《湘军志》,令歌妓花燕芳以才貌引诱王闿运。之后两人相爱,沉醉于浓情蜜意中。当王闿运决定尊重事实撰著,不美化湘军时,曾国藩以昭示他纳妓相要挟。王闿运为了秉笔直书,忍痛与花燕芳断绝了关系。
宠爱周妈
王闿运的风流韵事跟老妈子有关。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闿运,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侍寝的事就由老妈子来承担了。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跟老妈子的事,他也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弟子的面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闿运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的门清。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甚至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后来实在赖不过去,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也就不退出去。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王闿运抬举老妈子,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什么大场合,有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就带周妈一起,款待他,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这个粗妇又仅仅是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
厌恶官场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九岁的王闿运与一左姓女子相识,两人相互爱慕,欲谈婚嫁,但因左氏已有婚约而未成。由于相爱的人不能终成眷属,左氏郁郁寡欢,竟成痼疾,一年后满怀幽怨地离开了人世。左氏病逝前,王闿运已与蔡氏订婚,她是否因而愈加绝望,不得而知。
乐为名士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的一个人。他26岁时就中了举,踏入高级士人行列,但几次会试不中。他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偏偏赶上多灾多难,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訢除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邂逅歌妓
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歌妓柳如是、李香君等人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但王闿运与衡阳有才华的歌妓花燕芳邂逅,二人真心相爱。据说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为迫使王闿运依照他的意思撰写《湘军志》,令歌妓花燕芳以才貌引诱王闿运。之后两人相爱,沉醉于浓情蜜意中。当王闿运决定尊重事实撰著,不美化湘军时,曾国藩以昭示他纳妓相要挟。王闿运为了秉笔直书,忍痛与花燕芳断绝了关系。
宠爱周妈
王闿运的风流韵事跟老妈子有关。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死得较早。丧偶的王闿运,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侍寝的事就由老妈子来承担了。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跟老妈子的事,他也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弟子的面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闿运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闿运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的门清。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甚至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后来实在赖不过去,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也就不退出去。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被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混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王闿运抬举老妈子,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什么大场合,有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就带周妈一起,款待他,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这个粗妇又仅仅是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
厌恶官场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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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人际关系
妻子:蔡梦缇。蔡氏出身书香门第,咸丰元年,由丁果臣做媒,二十岁的王闿运与同乡蔡菊生订婚。丁果臣是王闿运在城南书院时的诗友,与蔡氏父荣森的关系很好。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王闿运迎娶蔡菊生。结婚前,王闿运曾梦见通谒者持红锦金书来,书中唯有“缇”字清晰可辨,故给妻子取名蔡梦缇。王闿运最初对妻子的印象并不好,后认识到妻子的品行高标,于是礼敬于她。蔡氏知书善吟,夫妻偶有唱和之作。王闿运夫妻的生活颇有些情趣与温馨,但蔡氏不善治家,又气量狭小,脾气暴躁,训约子女有过严师,与妾莫氏相处亦不能谐。王闿运常恐妻子不能治家,又要处理好妻妾关系,故生活中对蔡氏敬重而疏远。其夫妻关系的淡漠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尽管如此,王闿运亦十分珍视与妻子的一生情缘。蔡氏与王闿运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生四子、四女。光绪十六年,她因积劳多病,死于长沙,年五十七岁。她去世后,王闿运再未续弦。
妾室:莫六云。莫氏初字六云,又字绿云、半山。莫氏本是宣化农人女,家居横塘,小名阿柚,幼时为盗所掳。过了一两年,贼妇被杀,一些女艺人路过贼境,贼人喜欢上一个女艺人,于是用该女艺人和银缎等换出了她。莫氏跟着女艺人们学唱歌,成为歌妓,又过了数年,她17岁时一个男子看到她表演技艺,为她赎身,充为侍妾。丈夫家是富室良农,其兄读书,其姊丈也富厚有业,但后来村庄成了一片废墟,结婚五年的莫氏再次无家可归。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王闿运到广州寻找谋生机会,六月在南海遇到了莫六云,还因纳此妾而“名动七省督抚”。王闿运在南海听歌,他独独欣赏莫氏,送给她一首诗,买下她一同回去。莫氏携金嫁入王家,她来到王家后,不贪慕富贵,辛勤操持家事,王闿运也对莫氏体贴入微。光绪十年(1884年),莫氏怀着身孕、带着女儿长途跋涉,赴四川尊经书院与王闿运相会,路经梁山时生下小女王真,次年二月方抵成都,却因过于辛劳,于十一月病逝。莫氏生六女,无子。她的去世令王闿运悲痛欲绝,为寄托哀思,王闿运为之筹办了隆重的葬礼。
妾室:莫六云。莫氏初字六云,又字绿云、半山。莫氏本是宣化农人女,家居横塘,小名阿柚,幼时为盗所掳。过了一两年,贼妇被杀,一些女艺人路过贼境,贼人喜欢上一个女艺人,于是用该女艺人和银缎等换出了她。莫氏跟着女艺人们学唱歌,成为歌妓,又过了数年,她17岁时一个男子看到她表演技艺,为她赎身,充为侍妾。丈夫家是富室良农,其兄读书,其姊丈也富厚有业,但后来村庄成了一片废墟,结婚五年的莫氏再次无家可归。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王闿运到广州寻找谋生机会,六月在南海遇到了莫六云,还因纳此妾而“名动七省督抚”。王闿运在南海听歌,他独独欣赏莫氏,送给她一首诗,买下她一同回去。莫氏携金嫁入王家,她来到王家后,不贪慕富贵,辛勤操持家事,王闿运也对莫氏体贴入微。光绪十年(1884年),莫氏怀着身孕、带着女儿长途跋涉,赴四川尊经书院与王闿运相会,路经梁山时生下小女王真,次年二月方抵成都,却因过于辛劳,于十一月病逝。莫氏生六女,无子。她的去世令王闿运悲痛欲绝,为寄托哀思,王闿运为之筹办了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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