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之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市），原名丰润。排行第七，有六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但两个弟弟皆早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丰润进私塾读书。
宣统二年（1910年），丰润入石门湾西溪小学读书。入学后，其老师将“润”字改为“仁”字，说浙江官话中“仁”与“润”差不多，“仁”在字意上与“慈玉”的“慈”接近些。父母也没有反对，丰润于是改名丰仁。丰仁从小喜欢绘画，尤爱临摹《芥子园画谱》。
丰仁很早就结婚，娶了崇德县望族之女徐力民为妻。徐力民的父亲徐芮荪曾任督学，很多年前读到丰仁参加小学会考的作文，一读倾心，十分赏识这位后生晚辈的才华。得知他是当地名人、晚清举人之子，便希望将女儿许配给他。丰仁的寡母担心自家财力单薄，恐门第不当，但徐多次说亲，显示出十足的诚意。于是，丰仁十六岁（1914年）便与18岁的徐力民定了亲。早年求学之后，两人完婚。
求学时期
民国三年（1914年），丰仁到杭州投考，考前母亲为他准备好糕和粽子（“高中”之意），后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现杭州高级中学），从李叔同学音乐、绘画，从夏丏尊学国文。同年2月首度发表作品。在预科班二年级时，上李叔同教授画石膏像课，丰仁沉迷其中，画艺进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他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并学习绘画理论。也向李叔同学习音乐，苦练钢琴。他的另一位老师是夏丏尊，他为丰仁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与从事文学翻译的功力。夏丏尊当时在第一师范本任舍监一职，后改任为国文老师。
求学期间，丰仁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因此给学生取号“子恺”。丰仁从此以号易名，并以丰子恺之名传世。
民国六年（1917年），丰子恺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并加入研究金石篆刻的东石社。
民国七年（1918年），丰子恺首度发表诗词。
民国八年（1919年），丰子恺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与同学数人发起组织“中华美育会”，编辑出版《美育》杂志，并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同年，丰子恺与画会同仁举办第一次作品展。
民国十年（1921年），丰子恺卖祖产，并向姐夫借了四百元钱，到东京展开他的留学生涯。他在东京做短期进修。4个月后，他拉完了三册提琴练习本和几个轻歌剧曲子。美术方面，丰子恺专攻炭笔画。 某日，他在旧书摊上看到《梦二画集·春之卷》，其作者竹久梦二是日本一位自学成功的画家，专攻简笔漫画，自成一家。丰子恺认为，这些画作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从竹久梦二的作品中，丰子恺找到了日后美术的途径。丰子恺在日本游学10个月，盘缠用尽后不得已返国。
事业起步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丰子恺开始漫画创作。丰子恺平日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教学之余，从事英、日文的翻译工作。丰子恺创作漫画的动机，先是因校务会议过于无趣之余，他便观察同事不同的姿态，回宿舍后画成图稿，颇觉有趣，便开始尝试其他内容。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一份刊物《我们的七月》，他便向丰子恺要了张画，刊登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期刊上。那一幅图画题目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
民国十四年（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画作发表后，一举成名，俞平伯、朱自清、郑振铎、朱光潜等学者都对他推崇不已。其后，丰子恺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翠拂行人首》等抒情意味浓厚的画作，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丰子恺也成了中国漫画创作的鼻祖。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
民国十六年（1927年），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于上海参加创办立达中学（后为立达学园，现为上海市松江区立达中学）。
抗战时期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一月，丰子恺率全家逃难，从故乡出发，经江西，到达湖南长沙，后迁广西桂林。抗战期间，丰子恺画了很多描写苦难的战争主题的漫画，期盼着胜利的这一天。
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中的浙江大学辗转迁移，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为浙大师生讲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课程。 
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遵义绘成《子恺漫画全集》。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丰子恺到达四川重庆，任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年后辞职，在家著述为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丰子恺激动不已，特意做了漫画《胜利之夜》，描绘了一家人欢乐的情景，并喝下了久藏的两瓶茅台。抗战胜利以后，丰子恺回到杭州定居。
建国初期
1949年，丰子恺到香港举行画展，后一直住在上海。
建国以后，丰子恺主要从事翻译俄文与日文的文学作品，并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 
1953年，丰子恺与钱君匋、章锡琛、叶圣陶、黄鸣祥等集资在虎跑后山为弘一大师建造了一座舍利石塔，每年都来祭扫。 
1960年，上海市中国画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
1961年到1965年，他翻译日本古典名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幼女丰一吟协助。
含冤病逝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漫画天生具有幽默、讽刺、针砭现实的特征，因此，担任美协上海分会主席和上海画院院长的丰子恺，首当其冲地成了上海美术界的讨伐重点。丰子恺蒙受屈辱，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迫害，摧折他的身心。
1967年，出版《打丰战报》，出版方为“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八开四版小报。在“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一书，批判了《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代画》《元旦小感》《我作了四首诗——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阿咪》等。
“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中发表了《丰子恺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及其插图》一文，认为丰子恺写两只猫——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伯伯”——“是在影射和攻击，是在借题发挥”，“竟至于疯狂到影射、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为丰子恺写到，他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伯”，并且加注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
1973年早秋时节，丰子恺在弟子胡治均的陪伴下，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同年，在秘密的情况下，丰子恺将《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稿提早画完，在1979年由广洽法师出版。
1974年1月，丰子恺在家重译日本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说《旅宿》，这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15日，江青等指示中国美术馆举办所谓“黑画展”，批判周恩来组织创作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画，上百名画家受株连（包括丰子恺）。丰子恺不顾“四人帮”的迫害，仍坚持作画，并从事翻译。 
1975年8月，丰子恺癌症病发，9月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后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恶化，同年9月15日12时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逝世，享年77岁。
直到1978年6月5日，丰子恺才被平反，书面通知送交长子丰华瞻。1979年6月28日，在上海龙华公墓大厅举行了丰子恺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上海市委宣读了为丰子恺彻底平反的决定。

文学
丰子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散文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丰子恺与匡互生、朱光潜等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这期间，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高举“五四”文学革命旗帜，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主张反映人生、关心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丰子恺写下了大量的随笔，出版过《缘缘堂随笔》《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甘美的回忆》《率真集》《缘缘堂续笔》等多本散文集，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这些作品大多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行笔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思索，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丰子恺的散文以一种特有的情调打动了无数读者。 
美术
绘画特征
丰子恺的漫画取法民初曾衍东（七道人），兼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影响，单线平涂，用笔流畅，线条简练，民间色彩浓。特别的是，丰子恺的作品大都不画出脸上五官的表情，而是让看画的人自己推想，引人思索，这成为了丰子恺人物画的一大特色。丰早期漫画多暴露旧社会黑暗，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后期常作古诗新画，既幽默，又富哲理。 
绘画主张
丰子恺主张艺术要大众化，要现实化，呼吁中国画的画家们走出古代社会。《宇宙风》创刊之际，林语堂先生向丰子恺约稿时说：“你的画可名为人生漫画。”于是，《宇宙风》从第一期开始连载丰子恺的“人生漫画”，每期一题，由四幅构成，从新夫妇、旅客，到商人、医生，画笔触及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既幽默又发人深思。丰子恺把艺术注意力转向周围的日常事务和寻常百姓，这使他的漫画真正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丰子恺以真诚平易的热情将“艺术”融入到寻常生活中，情趣丰盈，内蕴精粹。他在遵循传统诗画观以水墨线条为本质的前提下，融会西方的速写与中国的诗意化，涉笔成趣，形成了既有写实性又有抒情性的绘画风格。他早年多取材现实生活见闻，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尤其喜爱取材儿童题材，勾画出人情世态，意境隽永含蓄而耐人寻味。丰子恺的作品温馨敦厚之中和精神与宁静致远之诗意境界，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特人格力量。
装帧设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丰子恺开始涉足书籍装帧艺术，为大量书籍、期刊设计封面、插图或扉页等，风格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现代装帧史上最为重要的设计家。在他看来，优秀的书籍装帧，必须具备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相结合。“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形式美感，又要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以致内容意义的象征”“这仿佛是书的序言，不过序文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装帧是用形状色彩来表达的。”丰子恺一生装帧设计数百种，往往与绘画相结合，讲究笔情墨趣，有幽默感，充满着诗情，也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尤其是所作儿童读物封面设计，童趣盎然，画面自然活泼，意境清新优雅，堪称经典。
文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子恺既承认文艺的“二为”方针，同时也重视人的审美的独立性。1950年，上海美术界召开大会，解放区的同志介绍完解放区的美术情况后，主席米谷请丰子恺讲话，丰子恺说道：“刚才各位同志对绘画的方向道路，为工农兵服务都谈到了，赞颂工农兵，这是必须的。但我认为，过去中国的梅兰竹菊，还是要搞的。因为一天工作很累，晚上回家要休息，梅兰竹菊也不可以抛弃，还有必要。为工农兵（服务）是大拳头，‘四君子’有利于恢复疲劳。”丰子恺先生提倡真正的、高尚的、健全的美，反对虚伪的、卑俗的、病态的美。
1960年，丰子恺被任命为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以高尚的艺品人格和巨大影响力对画院的创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派名家云涌的上海画坛，丰子恺像一面旗帜，把众多中国画名家团结到画院周围，并带领画院画师们贯彻“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投入到火热的文化建设中。
丰子恺早年致力音乐教育，长期执教于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大学，足遍上海、浙江、桂林、遵义、重庆等地。他注重技艺与育人的结合，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也为当时的音乐教育培养了师资。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丰子恺出版了第一本音乐读物《音乐常识》，音乐教育中心逐渐转向更宽广的社会音乐教育。他笔耕于音乐启蒙与普及教育园地，编译《音乐入门》《生活与音乐》《音乐十课》等三十余种音乐理论书籍，对普及和提高新音乐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以散文笔法讲解诸如乐理、和声、体裁、曲式、乐器、乐队、历史、美学等各方面的音乐知识，语言浅显形象，文字生动流畅，深受社会的普遍欢迎。
翻译
作为翻译家的丰子恺一生翻译的著作有三十多部，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译自俄、英、日等语种，包括英国史蒂文生《自杀俱乐部》、俄国屠格涅夫《初恋》《猎人笔记》、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紫式部《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十四部，日本黑田鹏信《艺术概论》、森口多里《美术概论》、门马直卫《音乐概论》和苏联科茹霍夫《学校图画教学》等艺术理论二十三部，促进了艺术教育的普及，也推动了日本文学的译介。1958年，丰子恺撰写《漫谈翻译》，明确表达了翻译的要求。在他看来，翻译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力求“信、达、雅”，语言自然流畅，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源氏物语》是国内第一部全译本，填补了日本古代文学名著翻译的空白，译文文体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哲学
绝缘说
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其最终的精神指向，就是要在艺术的领域，构筑一个对抗现代科技文明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他提出的“绝缘说”，以及建立在“绝缘说”思想基础上的关于“艺术生活”的诸多论述。丰子恺说：“所谓绝缘，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在丰子恺，“艺术生活”是和“现实生活”相对的一个概念。关于现实世界，丰子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顺从、屈服、消沉、悲哀，和诈伪、险恶、卑怯的状态”的世界，一个处处都在“原因结果”之网笼罩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如欲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则惟有动用“绝缘”的方法，过一种“艺术的生活”，即“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从而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 
三层楼喻
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关于丰子恺的哲学基础，丰子恺曾谈道：“《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养成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现代性反思
在 “文革”时期，丰子恺认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 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如果不想成为“一架机器”，而恢复到“人”的本来面貌，那么，“暂时脱离尘世”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途径，它内蕴的，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能以一种艺术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包括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人”的异化。
书法
丰子恺书法把六朝人的经体书法及北魏墓志书法写活了，在运笔中，渗入行书、小草，尤其是章草笔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显有楷化倾向的笔画少了生硬，多了映带，一如其漫画和行文，风格独特，富有创造性。丰子恺的书风初学欧阳询，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转学北魏，于《张猛龙碑》《张黑女碑》等用力甚勤。而后又参章草《月仪帖》之风，形成自家风貌。

学力超常
学外语
丰子恺刚到东京时，他随众入了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读了几个星期，嫌进度太慢而辍学，到一所初级英语学校报了名。丰子恺并不想在那儿学英语，而是想听日本老师是怎样用日语讲解英语的。丰子恺英语有基础，知道课文的内容，通过听老师的讲解，窥破了日语会话的门道，日语水平因此而大进，不久就能阅读日本现代文学名著了。
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丰子恺又报了一所英语学校，学了一段，又嫌进度太慢，后来在书店里找到一本英文版的《写生讲义》，里头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于是便辍了学。丰子恺每晚伏在东京的旅店中自修，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个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个匣中。每天晚上，像算命一般向匣子中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熟了。
学音乐
丰子恺还学习音乐，拉提琴。由于不停地拉琴，丰子恺左手四指练得起了白泡并破裂露出淌水的肉来，但是他还是坚持练。这些手指尖按到细而紧的钢丝弦上，钻心地疼。然而，丰子恺熬过来了，在短短的4个月拉完了三册提琴教本和几个轻歌曲子，学习进度是同学的3倍。 
学绘画
丰子恺进了一所教西洋绘画的私立美术学校，天天画人体素描，接受学院式的训练。1921年春，丰子恺到了东京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的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每天上午在某洋画学校里当model休息的时候，总是无聊地燃起一支香烟，反复思量生活的前程，有时窃疑model 与canvas究竟是否达到画家的唯一的途径。于是，调整了留学计划，不再一味守着洋画，而是把更多的时光泡在浅草的歌剧馆、上野的图书馆、东京的博物馆、神田的旧书店等，以及游赏东瀛名胜古迹上。拓宽视野的同时，偶遇了竹久梦二的作品。丰子恺买回竹久梦二的作品后，反复看、仔细琢磨，再从多方面去了解，去寻觅，去研究：梦二的画，构图是西洋的，画趣却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的写实，笔法是东洋的，富有诗趣，有丰富的人生滋味，立意新奇；笔法雅秀的题字，简直就是“无声的诗”。这令丰子恺大喜过望，参透绘画三昧，由喜爱转而摹仿。这就是日后独步天下的“子恺漫画”的源头。
首作趣闻
丰子恺的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有人指出，画中的月亮方向画反了，大家认为画家并非科学家，并未苛责。后来，天文台的专家看了之后，指出画中描绘的是后半夜的新月，并没有错，朋友小聚，尽兴聊到深夜两三点钟，应正是此景。
佛教因缘
丰子恺就业于弘一法师，学习美术音乐，他敬仰法师的道德、学问、品质和爱国精神，在思想上、艺术上和信仰上受其影响颇深。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丰子恺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于上海立达学园正式皈依佛教，取法名婴行。丰子恺信仰佛教后，融绘画、诗文与佛教思想于一炉，创作了许多有关佛教的绘画、诗文等文艺作品，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丰子恺信仰佛教后，积极宣扬佛家“戒杀”、“护生”的思想。他为了祝贺弘一法师五十寿辰，绘制护生画五十幅，此即《护生画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发行，佛学书局重印分送）。之后，六十岁画六十幅，七十岁画七十幅，预定在百岁冥寿时画一百幅。他先后一共画了四百五十幅护生画（共六集），一九七九年全书在香港印就赠送。这套护生画是根据佛教思想创作的，成为近代佛家的一部艺术作品。丰子恺绘制众多的护生画，绘制佛像，为庙宇撰书对联，1966年他还翻译了日本汤次了荣所著《大乘起信论新释》，自署为“中国一佛教徒无名氏译”，从这些方面看，他虔诚信仰佛教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但观其平时生活，又不为教规所约束。 
因羊顿悟
丰子恺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抗战前在故乡时，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着一根绳子，画好了挂在墙上，正好被家里挑水的农民看到了，他笑着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系着带头的那一只，其余的就都跟上来了。”丰子恺听了恍然大悟，感慨：“看来要画好画，不能光凭想象，必须仔细观察事物，还应多向各种各样的人请教。”丰子恺说到做到，有一次为了画一幅背纤图，他事先特地到河边去观察，发现来往货船走在最前面的纤夫大多是倒着走的，经过了解才知道，倒走能掌握航船动向，可以随时通知其他的纤夫改变纤法，丰子恺便根据观察画出了这幅背纤图。
自从画羊得到启发后，丰子恺十分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为了记下观察所得，他随身带一本自制的速写本，简陋而实用，旁边可以插一枝铅笔，藏一小块橡皮。利用这个速写本，他把捕捉到的可以入画的每一个镜头都画下来。如果画的是人，还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他们的神态态度马上就变得不自然了。这种“偷画”常常给丰子恺带来麻烦，使他遭到怀疑和白眼，所以有时他只好把印象记在心里，回家之后再凭借记忆画出来。 
画作被盗
丰子恺的作品在民国时期就有不少“粉丝”，解放前，他曾应邀分别参加了由浙江美协和省民众教育馆举办的画展，结果送去的两幅，被盗一幅。不可思议的是：两次画展唯独丰子恺的画被人偷，据说主办方十分难堪。而当丰子恺得知此事后，感叹万千，欣然提笔给《杭州日报》写了一则启事：
“近来吾参加了两次画展，不断有观者发宠爱之心，将吾画各偷走一幅。偷画与偷书偷花同，非寻常扒手或贪污等可比，既然有人不惜辛苦，不怕冒险，那定是知己！今此特借报纸一角，公开召请窃画人来舍下和谈，并愿为补题上款。”从中可看出人们对丰子恺作品情有独钟。
艺术逃难
1938年，丰子恺亲自设计的故乡居所“缘缘堂”毁于日军的炮火，一家人也踏上了逃难的道路。
当时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浙江大学学生、教师扶老携幼，向贵州逃去。丰子恺一家人也加入了逃难的大军，可是丰子恺居然连路上的盘缠钱都没有，艺术家不善理财，家中竟无积蓄，最后是孩子们拿出自己每年一元的压岁钱，凑在一起勉强上路。不过，丰子恺也有自己的办法，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地开一个画展，可以筹集到一些路费接着走。
逃难路上，丰子恺为了一家人也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艺术原则的事情，比如，用画换取搭车，令他痛苦不已。
丰子恺一家人逃到广西河池时，车子不来，被困在当地，大家十分着急，却无计可施，只能呆在旅馆里。正巧有一位赵先生偶然看到丰子恺为旅馆老板题写的一副祝寿对联，知道这里住着大名鼎鼎的画家，便主动上楼攀谈。
赵先生握住丰子恺的手，连称“久仰”，“难得”。原来，他是此地加油站的站长，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认出是丰子恺笔迹，而墨迹未干，料想一定住在旅馆里，便来访问。听到丰子恺的难处，赵先生慷慨地说：“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油的车子开都匀，如今我让先生先走，途中只说是我眷属是了。”
这天晚上，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要丰子恺作画。丰子恺事后感叹：“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力执行了。”
用画作换来珍贵的搭车机会，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到达目的地都匀，老姐及年长的儿女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离散十六天后，在安全地带团聚。当晚丰子恺饮茅台大醉。
次日一早，丰子恺见到比他早到的浙大同事张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 ？”从此，丰子恺“艺术的逃难”就成了亲友口中的一个典故。
每周家会
1939年，因躲避日寇，丰子恺携家带口，跟随浙江大学西迁，来到贵州遵义，一大家人挤在新城狮子桥南坛巷的一个公寓里。当时，为了教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于是每周六晚上8点，丰子恺都要召集6个孩子（幼子丰新枚当时不到一岁，所以不参加）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不过有趣的是，名为开会，但借用其长女丰陈宝的话说就是：“这个家庭会议不但不严肃紧张，反而温馨又令人向往。”
当时，每到开会的前一天，丰子恺都会提前买上一盒糕点，供孩子们一边开会一边享用。起初，那盒糕点售价五元，于是，丰子恺便将当时的会议定名为“和谐会”。因为用当地的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过了一年多后，物价上涨，要花十元才能买到那盒糕点，于是，丰子恺便风趣地把“和谐会”改名为“慈贤会”，因为“慈贤”二字的读音又与当地的“十元”相近。令人感叹的是，虽然当时身处战乱时期，但丰子恺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他给家庭学习会取的那些有趣的名字便可见一斑。
在家庭学习会上，除了每次必讲的素质教育外，丰子恺最喜欢给孩子们讲解一些诗词古文，他当时讲的都是诸如李白、苏轼、陶渊明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诗人的作品。有时候，他也会买一些这方面的书籍，让孩子自行阅读，同时还要求他们每周至少能背上一到两篇古诗文。除此之外，在每周的家庭学习会结束后，丰子恺还会让孩子们每人写上一篇会议心得，写好后交由他来点评。
“速朽”之作
一次，丰子恺的好友、口琴家黄涵秋先生来探望他，谈起有个官商在一次宴会上这样当众评论：“丰子恺专门画那些下等人，什么车夫、苦工、佣人、乡下人，甚至叫花子也上了画，乌七八糟的，简直是亵渎艺术！看来此人很俗气，根本不懂得‘风雅’二字。”
丰子恺听了一笑置之，依然作画如故。他曾经对人说：“我不会又不喜作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情味儿或社会问题。”“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痛苦相、悲惨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
《最后的吻》用人和狗之间的强烈对比，控诉了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当时，有一位女读者在看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丰子恺，说看了此画，悲伤至极，并为此流了许多眼泪。她要求画家赔偿她的眼泪。
后来，丰子恺又画了《人如狗，狗如人》、《鱼游沸水中》等讽刺漫画，一位至亲看了劝他：“这样的画还是少画为妙，免惹是非。”丰子恺苦笑说：“满腹的苦闷与不平，不画出来憋得住吗？也顾不得什么了。”他把这些画集成两本集子《人间相》与《都市相》，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读者纷纷给他寄信。一名青年来信诉说他毕业两年以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代人写信，抄佛经，他说：“看了你画的《毕业后》，我深有感触，个人前途渺茫，社会一片黑暗，到哪里去寻求光明呢？”
其实丰子恺对人世间这些伤心的景象也是不愿多画的，他曾说：“对社会上残酷、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所以他为这些画专门刻了一个章，叫做“速朽之作”，他希望这些画速朽，这些景象快点消灭。
每当丰子恺画这些“速朽之作”的时候，家人总能看到他脸上流露出严峻、悲愤的神色，完成一幅“速朽之作”后，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丰子恺的挚友章锡琛先生常说：“子恺是蘸着泪水画出来的呀！”丰子恺常引用苏东坡“恶岁诗人无好语”来比喻，愤愤地声称：“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
1949年4月间，丰子恺正在香港办画展，忽然传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好消息，他兴奋地通宵未眠，谢绝了好友们劝他定居香港的美意，搭上了回上海的末班飞机回到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子恺欣喜若狂，他说：“触目惊心的景象一去不返了，我那些速朽之作，也可以宣告‘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了过去的噩梦，我真高兴啊！”
小书之由
家中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丰子恺对自己的速写本视若珍宝，从不离身，有一次家中李妈不当心，把他的衣服带本子都浸到洗衣盆里，正要去洗，他发现速写本不见了，十分着急，立刻发动全家去找。李妈寻到了，忙喊：“小书在这里！”从此“小书”成了速写本的代名词，大家对它也就更当心了。丰子恺的这个习惯一直保存到晚年，一抽屉都是他的速写本。但经过十年动乱，大多荡然无存，唯一留下的一本珍贵的“小书”珍藏在宋菲君（丰子恺外孙）手中。
讴歌童真
丰子恺是个童心很重的人，他善于和儿童交流，常醉心在儿童的游戏和生活中，那些看起来司空见惯的儿童生活场景，经过他的细腻观察和独到的手法，一一融于他的画作中。这在他的漫画创作中，占了一定的比重。看见儿童搭积木，他画《建筑的起源》；看到孩子们产生好奇心，他画《研究》《尝试》；孩子们有了喜怒哀乐，他画《花生米不满足》。还有诸如《爸爸不在家的时候》《瞻瞻的脚踏车》……，一幅幅漫画，只撷取生活中极平常的场景，题上画家精心提炼的具有文学素养的句子，便使画面表达出儿童天真、可爱的品质，耐人寻味，画尽纯朴童真。
有一天，丰子恺的孩子阿宝看到凳子光秃秃的四条腿杵在地上，于是就把自己的一双鞋和妹妹的一双新鞋给凳子穿上。正得意时，妈妈一边跑过来一边喊道：“软软的新鞋给你弄脏了！呀！你怎么没穿鞋子站在地上？龌龊了袜子！”这时，丰子恺忙给妈妈使了个眼色，叫她别过去。丰子恺拿起画笔，迅速记录下了这一可爱的瞬间。这就是丰子恺的代表作之一《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
“偷听”自省
丰子恺喜欢听取批评的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偷听”。在嘉兴，丰子恺带着女儿去烟雨楼玩，邻座几位游客忽然提到丰子恺的名字，丰子恺示意女儿不要作声，自己却急忙坐到茶客的背后去，偷听他们的议论。其中有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丰子恺受日本画家梦久竹二的影响，这种画法叫做“有意无笔”，或者“意到笔不到”，以求更加含蓄耐人寻味，留给人遐想的余地。但丰子恺还是吸收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的神情。 
家庭教育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
丰子恺异常珍视儿童的“天真无邪”，他认真而兴奋地描摹儿童日常生活中那些耐人寻味的平凡琐事，称他们为“全部身心公开的人”。丰子恺对年幼的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曾作漫画《兼母的父》就是自己的写照，他还经常与孩子们一起搭积木，“乘火车”，教他们唱儿歌。孩子看到书桌上放着苹果想取食，可是手够不着，大人又不在旁边，情急之下，孩子就把书桌的抽斗逐个拉开来，组成了一部小楼梯，爬上去取到了苹果。此情此景，正好被推门进去的丰子恺看到，他惊喜地拿起笔来，把这个可爱的镜头捕捉到他的速写本里去了。
丰子恺曾经写道：“有时候他们要把一杯茶横过来放进抽斗里去，要皮球停在墙壁上，要天停止下雨，要月亮下来……”一般家长会笑孩子们傻，但是在漫画家心中这些都是最动人的题材，他夸赞孩子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惟有孩子才是不受大自然支配，不受社会约束的创造者”，他热烈地赞叹：“孩子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丰子恺对家里孩子们的种种提问十分重视，总是耐心巧妙地回答他们，直到他们的小心灵满足为止。一次，孩子问：“挂钟为什么会敲响的？时针为什么会走动的？”丰子恺告诉孩子们：“钟里面有机件。”孩子还不满足，他就把挂钟的后盖打开来，指着零件一一讲给孩子们听。
后来学校文理分班，外孙宋菲君既喜欢中文、美术，又热爱数学、物理，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外公的意见。丰子恺说，我们家学文学外语艺术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不如去考北大学物理。物理不好学，但有志者事竟成。”听了外公的话，宋菲君上了理科班，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大物理系，最终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博爱之心
1934年的一天，丰子恺带着阿宝在上海南京路散步，在一家公司的家具部看到一件木雕的站立黑人，双手向前平举，手中托着一个小盘，供人放置茶杯或香烟用。丰子恺反感道：“林肯早已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为什么还要造这么个木制黑人来伺候人？”后来，有朋友要送这种家具，丰子恺断然拒绝。
爱惜生灵
丰子恺笃信佛教，是一位虔诚的居士，一生都苦口婆心地劝人们护生戒杀。他既是受了弘一法师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受了父亲的熏陶。在作为佛教居士之后，更加爱好放生。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相传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佛教徒习惯在这一天放生。丰子恺在每年这一天，买来螺蛳蚬蚌鱼虾，带领子女一同去放生，就是平日，也不时亲自放生。
有一次，为了放生一只鸡，丰子恺专程从自己的家乡浙江桐乡石门湾跑到杭州去，路途遥远，但丰子恺又不忍心把鸡捆绑好之后提着，因为那样会让鸡饱受倒悬之苦。没办法，丰子恺只好撩起自己的长袍，把鸡放在里面包着，轻轻按着以免鸡飞出去。在车站候车的时候，有一名便衣侦探看到丰子恺的衣服鼓鼓囊囊的，举止也十分怪异，竟然疑心丰子恺是小偷。为了最后“侦破”此案，那名便衣侦探竟然一路跟踪到了杭州。等车到达杭州之后，便衣侦探看到车站上迎接丰子恺的一大群人，又看到丰子恺从自己的长袍里拿出来的鸡，这才知道自己判断错误，便上前道歉。听他这么一说，丰子恺等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一诺千金
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作诗，一诗一画，共50幅，马一浮先生作序，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1939年，弘一法师六十岁时，丰子恺作成《护生画续集》60幅，弘一法师题词，由夏丏尊和李圆净作序，1940年出版。此时弘一法师来信，提出他70岁时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90岁时作第五集，100岁时作第六集，此为圆满。丰子恺复信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弘一法师63岁时圆寂，而丰子恺却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1949年创作了70幅，由香港大法轮书局出版第三集。第四集80幅，1960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出版。第五集90幅，提前在1965年由新加坡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丰子恺预感到自己的世寿无多，1973年，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稿提早画完，在1979年由广洽法师出版。《护生画集》也成为了历史上为人守信的一段佳话。 
谢丰之交
丰子恺与谢冰莹的第一次结交源于一幅《从军日记》的封面画。1928年秋天，谢冰莹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丰子恺，请他为《从军日记》画一个封面，丰子恺回信一口答应。谢冰莹把这消息告诉春潮书店的夏康农和方抚华两位，他们也高兴得了不得。
两天之后，谢冰莹收到封面了，画的是一群孩子们，手里拿着枪，中间有一个比较高大的骑在马上，很像一个指挥官，帅气十足，而那匹马活像一条狗。夏、方和谢冰莹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来。“开玩笑，这哪里是子恺先生画的呀？”方抚华说，“不是，是丰子恺先生的爱女软软画的，她才6岁呢，你看丰先生的信。”谢冰莹连忙将信给他们看，原来书名和画，连子恺的签名，全都是软软的杰作。“你喜不喜欢这封面？”夏康农问谢冰莹。“当然喜欢，只要有子恺两字在上面，不论画什么都是好的；何况我最爱小孩儿，幼年时，我真的当过‘司令’，这封面太有趣了，明天我要去江湾，亲自向子恺先生道谢！”谢冰莹回答他。
第二天谢冰莹果真登门拜访，丰子恺给谢冰莹的第一印象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真有些一见如故。谢冰莹谈北伐时的生活，也没考虑丰子恺是否有时间听，反正两人一谈就近两小时。
丰子恺在上海、汉口、成都、台湾，每次举行画展的时候，谢冰莹都会在场，并得以大饱眼福。
1930年至1943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月刊，常请丰子恺赐画稿，每次丰子恺都是如期寄来。
1945年，谢冰莹在成都时，正好丰子恺暂住成都，他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有时谢冰莹全家请丰子恺去少城公园喝茶，有时做几样素菜，请丰到家里喝两杯。
1949年春天，丰子恺应邀去台湾展画，谢冰莹与丰子恺又意外重逢。
朱丰之谊
丰子恺与朱光潜很早就认识。当时，两人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丰子恺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朱光潜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后来丰子恺和朱光潜都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两人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他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朱丰二人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两人大半都爱好文艺，可是很少拿它来在嘴上谈。酒后有时丰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两人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子恺与酒
丰子恺喜欢喝酒，但却不喜欢一大桌子人闹哄哄地围着喝，而喜欢浅斟低酌。这是因为喝酒对丰子恺来说，乃是放松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在这里，“酒”超越了它具体的“物的形象”，而拥有相当的精神慰藉的意味。这种精神上的象征意味在晚年的“文革”生活中发挥到了极点。在整个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政治氛围中，名列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的丰子恺，其个人的活动空间其实已经非常狭小，而灾难则是不断地袭来。这时的他，过的就真的是“禁锢”式的“闲居”生活了。丰子恺是洒脱的，他的精神情绪相对较好。这并非因为他所受到的冲击不够巨大，而是因为他的“闲居”本领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借助于吸烟喝酒这样一些极其普通的生活形式，他部分地消解了现实生活带给他的苦难与紧张。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面对子女们要他戒酒的建议，他也只说“少饮清欢可也”，而拒绝戒酒。有时候，真病到不能喝酒的境地时，他也会在想象中重温酒的滋味，从而在“文化上”保持一种喝酒的生活方式。
劫难达观
丰子恺一生中遭受了两次大劫难。第一次日寇侵略，1937年他离乡背井，过着流浪生活。第二次就是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革”，丰子恺被抄家隔离，关入“牛棚”，挂牌游斗。但豁达乐观的丰子恺很快适应了环境。他自寻慰乐，自我解脱把“牛棚”看作参禅之地，把批斗看成演戏。有次晚上被拉过黄浦江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胡须被造反派剪了，他满不在乎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斋号来源
丰子恺的斋号叫做“缘缘堂”，给他定名的人是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由来也很有趣。有一次，弘一法师云游四方的时候住到了丰子恺的家中。丰子恺借机请老师给自己的住所题个斋号。弘一法师没有急着动笔，而是先让丰子恺把自己喜欢的字写到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丰子恺虽然感到十分惊讶，但还是依老师之言写了不少的字。字写完之后，弘一法师又让丰子恺把小纸片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而后让丰子恺自己去随意挑选――原来是抓阄。丰子恺颇觉新奇，随手选择了两个小球，展开一看，上面的两个字都是“缘”。弘一法师微微一笑，十分高兴地提笔濡墨，写下了“缘缘堂”三个字，丰子恺的斋号由此确定。

纪念馆
丰子恺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和丰子恺漫画馆。故居“缘缘堂”始建于1933年春，由丰子恺先生亲自设计，采用黑瓦彩墙的江南民居风格。1938年曾毁于日军炮火，1985年恢复原貌。丰子恺漫画馆在1998年建于“缘缘堂”东侧，总面积820平方米，院子中间立有丰子恺石雕像。丰子恺纪念馆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专职漫画馆，2012年被评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丰子恺星
2020年，国家天文台提出将小行星1998VV35命名为“丰子恺星”的申请，获得了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该星于1998年11月9日由国家天文台发现，这天恰逢丰子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该星国际编号后四位9811，也正与丰子恺先生的出生年月（1898年11月）完全相符。
译文手稿
2022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筹备的《丰子恺译文手稿：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推出，本书由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丰子恺所翻译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三部日本物语手稿汇编而成，也是这三卷译文手稿的首度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