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 - 作者 - 中诗网-古诗文网-经典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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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 

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孔伋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再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子求学于子思的门人，《孟子题辞》则称孟子是子思的学生。

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 2篇诗文  0条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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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考证

《荀子·非十二子》称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八儒中韩非子将子张列为首位。陶渊明将贫民子思，列为首位，颜氏指孔子死后尊颜回的留在曲阜之徒，也是《论语》的编纂者。可见出走的子张的与原宪的教育方法，知名度超过了老师孔子。所以老儒家只能算是第三位从《韩非》与《庄子天下残文》，我们足以了解到，战国末年，子张，子思虽然学术影响巨大，但是已经处于少数派地位。《天下残文》歌颂其他六儒，按诗书礼乐春秋易，六艺顺序对六儒家，进行了褒扬，单独对子张，子思进行嘲讽。可知一，原来分裂出去的五儒，已经在战国末年趋于统一，而且承认了鲁国的曾子学派的正统地位。论功行赏，不再固执的予以对抗。可知二，唯独子张之儒，子思之儒抗拒到底，成为乱臣贼子，道家不耻。这与《论语》《汉书艺文志》的出版记录吻合，又说明汉独尊曾子后，却并未不发行仲梁子，乐正子，等反对过曾子的学派著作。可知并未履行当初诺言，故《史记》高度表彰季布之诺，一诺千金，暗讥当时之儒食言

康有为的考证是很有道理的。首先从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说孔子68岁时子思出生，而这时孔子刚刚由季康子派人带厚礼从卫国请回鲁国欲招其做官。孔子虽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拒绝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业上，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作《易传》，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从时间上来说，子思儿时的启蒙教育完全有受之于孔子的可能。其次，孔子本人确实也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他曾教导其子伯鱼，让他认真学习诗、礼，并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告诫他。孔子对于孙子子思也同样寄予厚望。《圣门十六子书》中记载：孔子晚年闲居，有一次喟然叹息，子思问他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孔子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孔子听后欣慰地说：“我不用再担心了。”

《孔丛子》一书中也有与之意思相近的记载。情况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学说。后来，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随曾子学习受益匪浅。所以《圣门十六子书》中说：“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从曾子那里，子思也继续学习孔子思想的真传，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里。另外，《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但《圣门十六子书》一书出于清代，此前无类似故事流传，《孔丛子》一书虽可以为参考，但其成书年代自古便多有质疑，最早也仅能推至秦末汉初，故两者所载之事，不可轻易当做事实。

然而，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唐代的陆德明、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该书大体上还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的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民权和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而《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依据《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话语，不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庸》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认为这应当言于秦亡之后。

实际上，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著录有《中庸说》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类著录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也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著录其中，所以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有《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说”《中庸》的著作。这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句，按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解释，孔子生于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实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应解释为“若”，《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语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因这段话而怀疑《中庸》的成书年代。

不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篇也颇近似。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样很重视礼，也身体力行遵守礼。子思得知父亲的前妻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庙痛哭，他的门人对他说：“庶民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恍然大悟，连连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遂哭于他室”。子思与其他许多著名儒者一样也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并且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与孔子不同，为了施展抱负，孔子曾仕鲁参政，但却以去鲁告终。孔子周游列国，企图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甚至在各国受困。子思则不然，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重婉言谢绝。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所偏倚，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发泄了出来能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广之，那么天地之间一切都会各安其所，万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颜回做人能够择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个大智的人，善于征求别人的意见而且对那些很浅近的话也喜欢加以仔细的审度。把别人错的和恶的意见隐藏起来，把别人对的和善的意见宣扬出来，并且把众论中过与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民众，这或许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聪明的人过于明白，以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样去行；有才智的人做过分了，而没有才智的人却又做不到。这就像人没有不饮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能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凡是别人加之于自己身上而自己不愿意做的，也就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其次，君子应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不应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地位所应该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是自得的。

处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处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对别人无所要求，自然没有什么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归咎他人。所以君子安于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来的驱使，小人却要冒险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诗经》上说：“穿着彩色的绸衣，外面加上单层的罩衫。”为的是嫌那锦衣的文彩太显著了。所以君子的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会渐渐彰露出来。小人的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鲜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渐渐地暗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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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

《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分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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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

著作散见

《子思》自秦代以来已亡佚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见于《阙里志》、《韩非子》、《马总意林》、《说苑》、《文选注》、《中说》、《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冯云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记问》、《杂训》、《居卫》；第二卷《巡狩》、《公仪》、《抗志》；第三卷《补遗》；第四卷《附录》；第五卷《祠墓古迹》；第六卷《世职》。这样，经过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统的。

核心

《子思》为子思及其门徒所作。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战国初期思想家，鲁国人。相传子思曾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子。他一度迁居卫国，又至宋国，晚年才返回鲁国。子思发挥了孔子“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成为自己学说的核心。他宣传儒家“诚”的道德观念，并视之为世界的本原。后孟子受业于他的门人，全盘接受并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从而建立了思孟学派。他一生除授徒外，致力于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即著录其著述23篇，相传《礼记》中之《丧记》、《坊记》也出自他手。南宋咸淳三年（1267）被封为“沂国公”；元至顺二年（1331）被封为“沂国述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被封为“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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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说

孔子死后，儒家分裂为八派。据韩非说，他们是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宋太平御览古本之韩非与今本异处与史记把荀卿作公孙卿同）、乐正氏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乐正氏即孟子的弟子乐正子。如此说来，子思、孟氏与乐正氏三派儒者当是一派，即思孟学派。这一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与孟子合在一起来评论，已经把子思与孟子作为一个学派来对待。荀子离孟子的时代那么近，他的话当是可以相信的。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也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②与荀子之说是一致的。当然在历史上，孟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子思。

子思（约公元前492-前431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孙子，一般认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说子思出于子游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诚”和与此紧密相连的五行说，是思孟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诚”是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德准则。子思说，“诚者天之道”，即“诚”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还认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说，“诚”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还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说，“诚”是产生万物的本源。如果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也就是说，主观上“诚”是第一性的，而客观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诚”这种主观精神来说明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的学说，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说：“至诚如神”。达到“诚”便具有无比神奇的威力。甚至还认为，只要“至诚”，就可以预卜凶吉。国家将要兴旺，就一定有祯祥的预兆。而国家将灭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现。可见“诚”与天、鬼神是一脉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认为，达到“诚”的途径，是要“尽其性”，进而“尽人之性”，再进到“尽物之性”，这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与天地参矣”。①这一过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种思想对汉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较大的影响。

子思提出的“诚”，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殷代灭亡之后，为了说明周为什么能够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来修补天命思想；春秋后期，天命思想摇摇欲坠，孔子提出“仁”这种道德规范，企图用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仁”本身虽然没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诚”的提出，则是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并把上帝泛神化。这种思想是将孔子伦理思想扩大化，从而成为更广泛、更唯心主义化，以至趋向宗教性的思想。这是思孟学派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从而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子思的“诚”与五行说有密切的关系。郑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谓性”时，说：“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即是说，“天命之谓性”，包含了五行的内容。章太炎的《章氏丛书·子思孟轲五行说》，认为这是子思的思想。这儿需要说明的是，《中庸》里的“诚”就是“信”。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见，“诚”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则信”的土居中央。可见“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诚”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诚”来代替“信”更说明问题，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样，但其中五行说的内容确是存在的。

五行说指仁、义、礼、智、圣。2005年魏启鹏先生《简帛文献〈五行〉笺证》指出，子思的五行说与邹衍的阴阳五行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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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总述

《子思》是极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经典，虽出自子思及其门徒之手，但后人对它有所增损，有所润色。它与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孔子哲学的出发点，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于天道的本体论环节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现为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表现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与人性的一体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诚”的理论，由“诚”的理论到合外内之道，由合外内之道到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这就是子思用以阐述和发展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子思》的思想，我们可以分以下几点具体阐述：

天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子思所谓的天命，实质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天道与其必然表现的统一。这是一个纯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体性来说，是老子所谓不可再加规定的“一”，而子思则联系它的主宰天地万物的表现作用，而导入一个对它的普遍界说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现作用，这种表现作用作为规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动之，而表现之，这就是道。在这里，道与天道有相对的区别，后者指天道的主体——物质本体与其表现作用之为规律的统一，前者指天道作为这个统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现作用（规律）之为性而动，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动之道。天道循性而动的活动之道，同时也是人、物的活动之道，人、物循性而动，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动。

天道作为“一”，不能不表现自己，由此散发而为多种规定，二者的统一便是一个性与其活动之道的统一体。天道的多种规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这个命题，从本体论上阐明了性道一体的普遍性。而这个性道一体的普遍性，内部也有其不同逻辑层次上的区别与联系。

中和之道

对孔子说，礼作为人行大法，虽然是仁本身的具体大全，但它与行仁的具体情节相联系，便以“克己复礼”为尺度而转化为一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门最高之道，它制约人行而指向人对人人关系、人物关系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为人性的必然表现。子思从人性上阐发了这种必然表现的心理实质，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层次上归结为一个中和之道。

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谓教”。这里所谓“教”，就是实现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径。他认为，把礼法的规范系统化为一种制度系统，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制度，加以社会权威化，而成为一种人人必须遵守而不能有所违犯的普遍社会制约性，这就是人类最主要的“修道”。在此基础上随之而来的派生“修道”环节便是：第一，设立社会机制从政治上集中体现社会伦理制度；第二，辅之以各种形式的体现人的社会遗传的教育制度。

所有这些以礼法的规范系统的制度化、社会权威化为基础的“修道”环节的总和，其作用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礼义上的社会制约和教化，这就是“修道之谓教”的教。人只有在这种社会制约和教化中，才能通过实践逐渐克服其情发而不中节的非和，达到情发而中节的达道一和，亦即达到中与和的对立统一。这是一个人在其社会属性中承受其社会制约和教化的过程，它对儒家哲学，同时也是一个“致和格物”、修身正心的过程，是一个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的自我完善过程。

至诚之道

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如果人心全为其明德之性作为人性亦即真实无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维规律便能所向无碍、畅通无阻地起作用，这便是一个至诚的实在性。达到这一点，人心便完全成了一个理性以感性为中介而与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伦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规律。这便是无须’修身正心”的“有为”而能无为无不为的一个实在性，这样的人便是孔子所说的“不断而得，从容中道”的天生圣人。子思认为，圣人之心，至诚如一，具有由诚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合外内之道

子思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合外内之道，是一个人性的理性规律与客观存在规律的主客统一性，二者在其统一性中是一个见之于人性的道，所以人据此因时而发之，便无不中道而理当。天道是一个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体，它的整个属人环节，也必须是这样一个主客统一体。这种观点的展开，必然是一种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物质论和万物有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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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考

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公元前484年）

〇子思约生于此时

子思，名伋，鲁国人。孔子之孙。

【文献】《礼记·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注：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轻于大功而重于缌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的），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礼记·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丧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子之庙？’子思曰：‘吾过矣！过矣！’遂哭于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确说明，只说“年六十二”，而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问。子思的父亲孔鲤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岁，若以二十岁成婚计算，从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于这三十年的那一年，无法确定。又根据《孟子》、《汉书·艺文志》，子思曾为鲁穆公师。有人说“年六十二”是困于宋作《中庸》时的年龄，又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作《中庸》时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还说“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这里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实际年龄，为什么偏偏对子思例外呢？明显说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岁，他也是在孔鲤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为既然为鲁穆公师，就不可能在鲁穆公一即位时就去世，而应该有一个过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时孔鲤已届暮年。

古人结婚较早，孔子十九岁成婚，二十岁即生孔鲤，而孔鲤为何这么晚才生子思呢？钱穆说：“《檀弓》‘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则知其有兄矣。伯鱼早卒，而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于卫”，门人曰“庶氏之母死。”钱穆说：“谓庶氏之母者，谓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页）钱氏之意似说子思之母非孔鲤正妻，故出生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确考，大致在孔鲤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为常见。钱穆所举理由皆显勉强，不如付之阙如。

周贞定王二年、鲁哀公二十八年甲戌（公元前467年）

〇子思年十六，相传此时作《中庸》

《中庸》，子思作，后收入《礼记》，儒家经典之一。从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主要为记言体，讨论中庸；第二十章以下则为议论体，提出作为世界本源的“诚”，认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可能原为子思的两部作品，后被编在一起。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孔丛子·居卫第七》：“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考辨】《史记》说“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未说明具体时间，《孔丛子》则说“年十六”。《孔丛子》虽有后人篡改的痕迹，但并非全伪，“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其说或有据，暂列于此。但《孔丛子》说“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则有误。子思“困于宋”时所作应为《中庸》，而“《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则是指《子思子》。据学者考证，《中庸》为《子思子》的首篇，而古书有举首篇代替全书之例，故用来作为全书的称谓，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古籍中常有以《中庸》代称《子思子》之例，如李翱《复性书》：“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说之《中庸传》：“是书本四十七篇。”郑樵《六经奥论》也说：“《中庸》四十七篇。”武内义雄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子》二十三篇，每篇分上下二篇，另加一篇序录，即成《中庸》四十七篇（《子思子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第121～123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所以《中庸》四十七篇和“《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均是《子思子》的代称。《子思子》应为子思弟子或后学所编，不可能是子思十六岁时所作，子思“困于宋”时所作应为《子思子》的首篇《中庸》。另据学者考证，今本《中庸》实包括两篇，其中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子曰”的部分即是原始的《中庸》，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以下议论体的部分应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诚明》，两篇分别是子思早期和晚期的作品（梁涛《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第二十五卷）。则子思十六岁时所作，应为今本《中庸》的上半部分。

周孝王五年、鲁悼公二十一年乙巳（公元前436年）

〇子思居卫与卫君问答

子思约四十八岁时，居于卫国，与卫君多有问答。他说卫国的政治是“无非”，但他的“无非”并不是说卫国的政治已完美无缺，没有可批评的，而是指卫君闻过则怒，喜欢阿谀之言，结果使没有敢于提出批评。

【文献】《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孔丛子·抗志》：“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不得也。’县子曰：‘请问之。’答曰：‘臣而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寄公寓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则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也。’县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丛子·抗志》：“卫君问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无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弼非，则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贵贫贱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见亲，而取其所以见疏者乎？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谓无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过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怿者，临其事必忧。君虽有命，臣未敢受也。’”《孔丛子·抗志》：“子思谓卫君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以为是，而士庶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故使如此。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卫之君臣乎！’”《说苑·立节》：“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考辨】子思居卫，史书多有记载。《孔丛子·抗志》说：“子思居卫，鲁穆公卒。”但鲁穆公元年，子思已六十八岁（详见“周威烈王6年公元前402年子思约卒于此时”条），鲁穆公共在位三十三年（《史记·鲁周公世家》），若子思得见穆公卒，则年龄已在百岁以上，故穆公当为悼公之误。《鲁周公世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据钱穆考订，鲁穆公元年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页）前推二十一年。

周威烈王十一年、鲁穆公元年丙寅（公元前415年）

〇鲁穆公礼事子思

子思晚年，居住于鲁国。鲁穆公经常派人问候，惟恐不能留住他。子思虽受到礼遇，却常常直言不讳，认为能经常批评君主错误的，才能算作忠臣。

【文献】郭店竹简《鲁穆公见子思》：“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乡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孟子·公孙丑下》：“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万章下》：“（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餽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后无餽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孟子·万章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告子下》：“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者则亡，削何可得与？’”又见《盐铁论·相刺》，《说苑·杂言》。《韩非子·难三》：“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左米右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以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又见《论衡·非韩》。《礼记·檀弓下》：“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抗志》：“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愿，将去鲁。鲁君曰：‘天下之王亦犹寡人也，去将安之？’子思答曰：‘盖闻君子犹鸟也，疑之则举。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窃为言之过也。’”

【考辨】鲁穆公元年，《六国年表》列于周威列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鲁周公世家》则列于十七年，但据钱穆考证，《年表》、《世家》有误，实际应为周威列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页）子思已六十八岁。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鲁穆公十四年己卯（公元前402年）

〇子思约卒于此时

子思(约公元前483～前402)，战国初鲁人，姓孔，名伋。孔子嫡孙。相传受业于曾子。曾为鲁穆公师。其思想以“诚”为核心，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人通过修养达到“至诚”境界，便可与天地鬼神相通。提出“仁义礼智圣”“五行”（帛书《五行》），对以后“五常”的形成产生影响。又说“中庸”也是其主要思想。其学说经孟子发挥，形成思孟学派。后代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四篇是他的著作。马王堆帛书及荆门郭店楚简《五行》是从地下重新发现的子思学派的作品。

【文献】“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礼家：“《中庸说》二篇。”《孔丛子·居卫》：“（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按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

【考辨】《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详上文）。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故列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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