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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牧
邓牧(1246—1306),元代思想家。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十余岁,读《庄》、《列》,悟文法,下笔多仿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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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
  著有《洞霄宫志》、《洞霄图志》、《大涤洞天记》、《游山志》、《杂文稿》等传世。精于古文,生前尝自编文六十余篇为《伯牙琴》,滔滔清辨而不失修洁,非晚宋诸人所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伯牙琴》一卷补遗一卷,有清抄本、《知不足斋丛书》本,1959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81年修订重印本。《全宋诗》卷三六八五录其诗十三首。事迹见《伯牙琴》卷首《邓文行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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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宋亡,终身不仕、不娶,及壮,自号(儒、佛、道)三教外人,又号九鉴山人,人称文行先生,淡泊名利,遍游名山。常在寺院闭门静坐,每日用饭一次。德祐元年(1275)至余杭洞霄宫,友人住山沈介石为建白鹿山房石室居住,匾曰空屋,旁植梅竹,和五松相间。平时不着布衣,以楮纸作服,常去超然馆静坐,有时竟数月不出,与里人叶林为至交。元元贞二年,王修竹延至山阴陶山书院。大德三年,入余杭洞霄,四方名胜多求其文。元大德九年(1305),朝廷派玄教大师吴全节请牧出山,断然拒绝。与南宋遗民谢翱、周密等友善,来往甚密,为翱作传,为密作《蜡屐集序》。十年卒,年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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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想
  道家学派的创立者老子的思想集中表现为 “道 ”,“道”在老子那里既很随意但又不是任意发挥,既富有深意,又浅显易懂,既包括对天对自然的理解,又有对人生对社会的探讨,对老子道的研究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的焦点。老子将道注解为“道可道,非常道”,“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兮若无止。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 ”从中可以看出道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研究和思索的空间,也正是这样使得后人对道作了种种注疏,每一种理解都是各人心中的老子,因此,对道认识的深度成为理解道家思想的根本。
  邓牧在 《伯牙琴》 一书中,多次提到 “道 ”,表现了他对道的向往及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牧将自己对道的理解与对政治、人生 、 社会的思考结合起来,也正是为了解决宋元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洞霄图志宫观门》 中,邓牧开篇就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即 “道 ”与 “无”作了评论,他说:“夫得道之士以无何有为乡 ,太虚为家。日月之光华,烟云之变化,湖海山岳之浩瀚嵯峨,不过目睫间所寄物尔,何待占一丘一壑之胜,营一宫一室之安,与编户杂处于人间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风不竞,驰情嗜欲者岂知有清静可宗,抗志功名者岂信有神仙可学。是故太上设教,圣皇潜心,黄帝问道崆峒。”这就是说,既然“无”是道家之精华,华丽的宫观建筑就不是道家的向往,那些没有领略道家思想之内核,而只得其表皮的人,非真道家耶?因此邓牧对道家思想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
  关于生与死,邓牧认为生死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他说:“天地者,万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几何百千岁,其阅万物亦多矣,计万物之在天地间,随世随化乃如剑首一吷子。”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无论皇帝或是平民百姓皆如此。不因为地位高就可以长久下去,也不因为地位低下就不能存在。邓牧又进一步解释说:“一死一生瞬息间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晋人去我千岁矣不知我决矣。我去晋人亦千岁矣不知晋人审矣 。……以地观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观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观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则君与我握手而笑生之类也 。分袂而往死之类也,古人所以叹别离之难乎,天运易流,人生有终会面之不可常也 。”
  邓牧的生死观,是道家思想的集中反映。
  对道家轻名利重自然的思想,邓牧亦有自己的认识,当有人将他作为名人与名山大涤山相联的时候,他说 : “余本无名,奚以山之名不名为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耳,而况大涤在天地之间哉!虚空本也,天地犹果也;虚空国也,天地犹人也。一本所生必非一果,一国所生必非一人,谓天地之外无复天地焉,岂通论耶”并且在一篇 《名说》 的文章中,他又提出了“善誉人者人誉之,善毁人者人毁之” ,“一人之毁不足胜众人之誉 ”的观点,这些思想的基础即是道家的“无”。
  道家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无为”,对此邓牧亦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反对君主专制的两篇文章《君道》 和《吏道》中,对君主和官吏都作了强烈的讽刺与批判,并指出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即是 “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 ”的上古三代之社会情形。这与老子所向往的 “小国寡民 ”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老子 “为无为,则无不治 ”的思想,在邓牧这里得到了完全的反映。邓牧一生隐逸飘摇,不涉官场,正是对 “无为”思想的深刻认识与实践。
  邓牧在文学创作上对道家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道家追求自然的思想运用到文学风格上,就表现为清新亮丽之感。庄子将这种文风发扬到极致,后人评论说:“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 《庄子》 的一大特色 。……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 ’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 《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 、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而且,作者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这种风格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到的,必须靠思想的长期积淀,对世事的理解,对人生的彻悟升华。初读邓牧之文,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之感,没有一丝一毫的艰难晦涩,没有儒家思想的压抑,完全是以一种轻松活泼的心情畅游在天地万物之间,在极其舒适的心境下领略道家的向往自然的境界。
  邓牧谈到自己对人生、理想、世事时,都用了极其言简意赅的故事、比喻,让我们很容易从中探求到做人做事的道理与原则。如《楚佞鬼》、《越人遇狗》、《宝说》、《名说》 等篇,都与庄子有相似之感。在《越人遇狗》这一则短短的讽刺小品中,邓牧把元朝统治者暗喻为 “狗”,揭露了它的贪婪残忍性。从越人与 “狗”妥协所造成的悲惨后果,他得出“人” 和“狗”不能妥协、丝毫不能放松对“狗”的警惕的结论。在《宝说》 这则小品文里,邓牧用“宝”来比喻人才,认为人才总是深藏于社会角落之中,只要努力去发掘,总会露出来的。在这里,披着故事外衣的轻松的小品却蕴含着邓牧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揭露。其实,这正是我们理解邓牧思想的重要之处,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道家思想是出世的,是消极回避的,其实不然。道家思想是用另一种眼光和视角来分析时势,做出对时势的回应。这种思想不与时势发生直接冲突,用一种平缓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道家与儒家、法家对现世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但绝不能否定道家思想的入世性。邓牧深深理解了道家思想的本意,运用寓言故事、轻松的笔调针灸时势,鞭笞腐败的统治阶级,达到了批判社会的目的。
  “言不尽意 ”与“得意忘言 ”是庄子文风的一个最大特点,读庄子之书,我们常有一种似懂非懂之感,但是其中的深意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想像与回忆。这一风格亦为邓牧所继承,对此他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书所载者, 古人之粗,所不可载者,古人之精,粗为言精为心也,今诚有志于古,乃嗜其粗,而忽其精,泥其书而不得其心,所谓友而不心,面友尔敢以为君规”。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其实就是道家思想“无”的具体表现,得到的、能表达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正确的,反而那些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内涵。所以邓牧由此出发,对“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又作了一番论述:“然余谓君无志于道则巳,苟有志,书亦累也 。比见世读书者,四方万里无所不通,上下数千载无所不闻 。归而求其本心,则虚焉者寡矣。圣人之道遂为绝学可叹也,愿君悉素所蕴于无何有之乡,然后即方寸之地朝而辟焉,暮而涤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颜子始好学,终坐忘唯道,集虚盖深造自得之妙,颜何人哉。”
  在这一段论述中,邓牧从老子提出的“无”的思想出发,认为古人之书只是为后人留下的方法和路径,而不是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思想,读书要做到“得意忘言”。这种得意忘言的认识,正是对道家思想深刻理解的发挥,其思辨性正如老子的道一样,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又留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不仅如此,从邓牧的其它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九锁山十咏云根石》写道:“浮云无定姿,灭没须臾间。一朝化顽石,千古遗空山。天地亦幻物,谁能诘其端。”在这首诗中,作者崇尚的道家思想溢于言表,对人生、对世事的心情也可见一斑。在其它的诗文中邓牧同样表达了蔑视功名利禄,忘乎一切的人生态度。他说:“人生行乐耳,何必千秋万岁名。”道家思想贵在“无”,“无”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世事的最终形式,就是社会的最佳形态,这些对邓牧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在邓牧的思想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邓牧异端思想的道家渊源
  邓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异端思想,也是为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的,而这种异端思想的渊源正是道家思想。所谓异端,也只是指与统治阶级的御用思想相背,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成不相一致 。邓牧正是用一种站在外围透视社会而得出的观点,正像他自称 “三教外人”一样,他认为自己超脱了身处的社会,因此对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分析更加透彻。而这种异端思想也正是他思想的精华所在。
  道家追求自然,崇尚无为,要求人不要对自然有所改变,并将其用于政治、社会和人生,在政治上要求无为,在社会上要求和谐,在人生上强调个人的价值、生命的珍贵等,这几个方面与儒家所讲的等级尊卑、礼教思想是不相通的。例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为了表示自己对政权的嫉恨,与当权者势不两立,就从装束上、生活上表现出放荡不羁的情形,这是不能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世俗所能接受的,所以将他们称为“异端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邓牧在政治、社会和人生方面的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很大差别,他不与当权者合作,对传统的思想进行极度的讽刺与批判,被指斥为 “异端 ”思想实在是意料之中的。
  道家思想产生于春秋之世,其时社会混战不休,礼制淆乱,统治者不问民生,只是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老子生当其时,又作为史官,看到了周王室腐败堕落的形象,因此,他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要求统治者不要过度剥削人民,要求不要纷争,不要剥削,以期达到长久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并将一切社会动乱的源由归结到无止境的嗜欲与争夺。邓牧所生活的时代也是战乱不定,民生痛苦,因而他能够感受到老子当时的思想,能够体会到道家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深意,于是提出了一个与众人大相径庭的解决之道,但在当时却被指斥为异端思想。邓牧的异端思想主要体现在《君道》和《吏道》两篇文章里,在文章中,他对君主和官吏以及专制社会进行了批判,他对上古三代社会作了详尽的描述:“饭粝梁,啜藜藿,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阶三尺,茆茨不翦,宫室未美也;为衢室之访,为总章之听,故曰‘皇帝清问下民 ’,其分未严也。”在这里,邓牧描述了一个不追求物质生活、 众生平等的社会。但这种思想却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认为邓牧的思想是倒退的,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其实这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道家不追求奢华,不以物累,是一种极高的思想境界。要求皇帝清问下民,就是要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要求平等 。
  儒家要求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以此建立起一套名教体系,为历代政权所沿用。为了正名,不惜牺牲一切为代价。而道家则正好与此相反,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邓牧继承了这种思想,他在讲到三代时期的社会时指出:“尧让许由而许由逃,舜让石户之农,而石户之农入海,终身不反,其位未尊也。”之所以“位未尊”,归根结底还是名未正,名未正,故没有人为权利所争,既不争权夺利,因而社会秩序稳定,“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的社会现象正是由名而起,他不主张用一套严密的礼制体系来区分不同的阶层,这样做,既能达到众生平等,又不致引起社会纷争与动乱。当然,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等级层次不是人为因素所致,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使然,是人类社会的必定选择。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认为邓牧想逆潮流而动,想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他只是想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想在历史中找到一种较理想的社会原型,而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不可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一种近似空想的社会模式之中。
  邓牧对专制社会进行的批判,显然是受道家思想影响而致。老子在其著作中设计了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庄子也提出了“至德之世”的设想,邓牧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也构想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模式,即“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与老庄的社会模式大同小异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邓牧批判专制社会的思想渊源正是道家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邓牧尽管自称“三教外人”,但是其思想深处却是道家思想,为什么如此呢!这正是其立足社会却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矛盾心理反映。他自称为“三教外人”,大概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不愿与其他人为伍,尤其是不愿意与蒙古统治者合作,借此发泄自己的愤懑与不满情绪;他想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却又不得施展,只能在一种理想的社会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换句话说,他想借助道家思想超脱现世社会,却无法超脱,因为道家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治世方式。在邓牧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与他理想的差距,期盼改革社会却又无可奈何的困惑。这种反差极大的思想,正是道家思想的反映,正是邓牧对道家思想的透彻理解,并进一步证明了道家思想是邓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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