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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
陈子昂(公元661~公元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市)人,唐代文学家、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陈拾遗。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组诗《感遇》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登泽州城北楼宴》等。陈子昂与司马承祯、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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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伯玉毁琴
  陈子昂第二次落第,适一人卖胡琴,索价百万,豪贵围观,莫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出千缗(古代一种计量单位)买之。并于次日在长安宣阳里宴会豪贵,捧琴感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话完即碎琴遍发诗文给与会者。其时京兆司功王适读后,惊叹曰:“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一时帝京斐然瞩目。
狱中卜命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慌惧,使家人纳钱20万,而简意未塞,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殆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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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陈子昂幼而聪颖,少而任侠,年十七、八,尚不知书。后因击剑伤人,始弃武从文,慨然立志,谢绝旧友,深钻经史,不几年便学涉百家,不让乃父。
两次落第
  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怀经纬之才的陈子昂,出三峡,北上长安,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并参加了第二年科举考试。落第后还乡。回故里金华山研读,“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赅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为他后来革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永淳元年(682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再次入京应试,仍不为人知。
得到重用
  文明元年(684)进士及第。
  陈子昂生性耿直,关怀天下,直言敢谏,一度遭到当权者的排斥和打击。三十八岁辞职还乡,后为奸人所害。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不久唐高宗病逝于洛阳,武则天执掌朝政,议迁梓宫归葬乾陵。陈子昂闻后,上书阙下加以谏阻,武则天看后,叹其才,授以麟台正字,旋迁右拾遗。垂拱二年(686),万岁通天元年(696)两次从军北征。
受谗被诬
  陈子昂北征,积极反对外族统治者制造的分裂战争,多次直言进谏,不但未被采纳,却被斥降职。一度遭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击,壮志难酬的陈子昂三十八岁辞职还乡,后被奸人陷害,冤死狱中,年仅四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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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
  (一)
  陈子昂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今天射洪县城古城墙名为“子昂城”,街道有“伯玉路”等名称实为纪念陈子昂。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卢藏用说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伯玉文集序》)。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於黄初、建安矣。”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也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都中肯地评价了他作为唐诗革新先驱者的巨大贡献。但他的部分诗篇,还存在著语言比较枯燥、形象不够鲜明的缺点。
  (二)
  父亲的去世,给陈子昂以莫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陈子昂老家所在的射洪县县令段简是个贪得无厌的小人,他听说陈家钱财富足,就心生歹意,图谋勒索。陈子昂家人给县令送去了20万缗,尚不能满足段简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段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陈子昂打入了南监。
  据说,陈子昂在狱中曾经自己给自己卜过一卦,卦相大凶,陈子昂惊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不久,他果然死在狱中,时年42岁。
  这是《唐书》上的记载,但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一直到死,陈子昂都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不知当地县令的“勇气”何来,居然敢敲诈“国家工作人员”,以至于让陈子昂冤死狱中,这一直是一个谜。后来,有人说是因为陈子昂在朝做官时曾开罪于武三思,所以武三思才指示当地的县令如此折磨陈子昂。这似乎也不太好理解,因为武三思如果想收拾陈子昂,根本用不着搞得这么复杂。
  不论怎样,陈子昂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盖棺论定,新、旧《唐书》给予他的一致评价是“褊躁无威仪”。所谓“褊”,意即狭小、狭隘;所谓“躁”,意即性急。“褊躁”用在陈子昂身上,也许比较合适。
  陈子昂的一生其实就是褊躁的一生,从自我炒作,到大拍武则天马屁,其实都是陈子昂褊躁的表现。但是,陈子昂却有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情,此事载于《唐书》之中。
  某日,武则天治下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谋杀案。被杀者是御史大夫赵师韫,他在外出公干途中被人杀死于一家驿站。凶手是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当时徐的身份是该驿站里的一名服务人员。刁民杀高官,这显然具有十足的爆炸性,整个帝国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了。
  为什么这个小服务员要杀害朝廷要员呢?标准答案是徐元庆为父报仇。原来,赵师韫曾任下邽县尉,我们知道,县尉在古代是县令的属官,专司当地的治安工作。徐元庆的父亲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不久,赵师韫升任京官。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到一家驿站做起了服务员。因为他心里清楚,这是他可以接近赵师韫的唯一方法。终于有一天,赵师韫为公事出差来到了徐元庆所在的驿站,徐元庆抓住机会,干净利落地干掉了赵师韫,报了杀父之仇。
  徐元庆到底是孝子还是凶犯,该杀还是该予以表彰,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占上风的观点是,徐元庆应该受到表彰,至少应该予以无罪释放,因为徐元庆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因此,尽管徐元庆杀了人,但他杀人的动机高尚,出发点良好,在讲究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朝廷应该赦免徐元庆的罪行。
  就在此事将要以这样的结果落下帷幕之时,陈子昂力排众议,写下了一篇《复仇议》,他在文章中说:“今傥义元庆之节,废国之刑,将为后图,政必多难;则元庆之罪,不可废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雠,其乱谁救?故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义,其政不行。’且夫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元庆之所以仁高振古,义伏当时,以其能忘生而及于德也。今若释元庆之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而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无生之节也。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陈子昂的意思很清楚,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按照唐律当然毫无争议地应该判处死刑,只有判处死刑才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徐元庆这样做却是为父亲报仇,是对父亲的一片孝心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将杀父的仇恨记在心间,誓与仇人不共戴天,其孝心感天动地,足以令日月变色。因此,陈子昂建议在对徐元庆处以极刑之后还应为他举行盛大的表彰会,以颂扬他的一片孝心。陈子昂的建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的冲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最后徐元庆案也就按照陈子昂的建议给了结了。
  事情得以如此圆满地解决,陈子昂难免得意扬扬,他顺理成章地要求:有必要将我的《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陈子昂的要求最后也得到了满足。然而,几十年后,陈子昂的《复仇议》就被柳宗元给抓住了把柄。柳宗元认为陈子昂逻辑混乱,大脑不清。柳宗元开宗明义地说:毫不怀疑,陈子昂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为什么?柳宗元条分缕析地说:徐元庆一案的要点在于徐元庆的父亲是否真的有罪,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那么被县尉正法就是罪有应得,父亲有罪被诛而徐元庆却执意为父报仇,谋杀朝廷命官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杀之是题中应有之义;反之,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死于无罪,赵师韫就涉嫌草菅人命,这样的恶官被徐元庆杀掉也就毫不足惜,徐元庆的行为在客观上也就是为国除害,徐元庆不但不应被杀,而且还应予以表彰;徐元庆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二者只能居其一,一个人决不可能像陈子昂所分析的那样既有罪又无罪。柳宗元因而断定,陈子昂的分析看似滴水不漏,实则精神分裂,其本质是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论,陈子昂的建议最终也只能扰乱人心,让人无所依从。就这样,陈子昂唯一的一次辉煌记录被柳宗元给解构了,柳宗元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驳复仇议》的文章,并被作为定论收入在了唐朝的法律文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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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晚次乐乡县>是陈子昂由故乡东行入京,在襄州乐乡县留宿时所写的一首抒发羁旅之情的五律.顾璘曰:“无句法,无字法,天然之妙”。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
  “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扼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激情,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象《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象“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注: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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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后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诗注》。后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岑仲勉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载《辅仁学志》第14卷第一、二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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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昂遗迹
陈子昂读书台
  陈子昂读书台位于射洪县城北23公里处的金华山上,是初唐人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原名读书堂,或称陈公学堂。
发展历史:
  ①旧址在金华山古观之后,今祖师殿一带。唐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陈子昂立旌德碑于读书堂前。
  ②中唐后政局混乱,战争频仍,学堂因之衰废。
  ③宋嘉裕年间,邑令庞子明在其遗址建拾遗亭。
  ④ 明初,拾遗亭已毁,廉承务逍于旧基建屋塑像,并立明远亭于其侧,成化时,县令郭镗立感遇亭。
  ⑤清初,上述建筑全坍坏。
  ⑥康熙五十一年,知县唐麟翔于学堂旧址建方厅一大间,置匾额为古读书台。
  ⑦道光八至十一年,邑令钱秉德,汪澍移读书台于岭后梧岗山。
  ⑧光绪六年(1880),知县文芳等捐资劝募,拆去短垣,芟除荆莽,于亭前新建厅三间,翼以回廊曲槛,外置甬道门阁;亭右立精舍三间,亭后辟地增葺大厅三间,额拟留云山馆,游廊环绕,外蔽缭垣;最后砌台竖荷叶亭一大间,额拟涵波临江,建船房三间,小榭一间,已初具规模。此后基本保持原状,略有增修。
  文革期间被毁。
  ⑨2006年05月25日,陈子昂读书台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陈子昂墓
  陈子昂墓在今四川省射洪县龙宝乡龙宝山东麓,龙宝山唐时名独龙山。陈子昂墓面对梓水,右傍涪江,四周青山蔚起,层峦叠翠,平川广陆,流水映带。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曾为之立旌德之碑于墓前,后因字迹磨灭,宋开宝年间郭延谓重建此碑。明成化时,郭堂及扬澄曾先后立诗碑于墓前。清嘉庆时,墓侧有祠,康熙四十八年知县李瑞建,旁有古柏五十八株,犹蔚然翠。文革中,墓被毁,1999年恢复维修陵园,现址为后来砌石恢复土冢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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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2)明浙江崇德人,字原道。程德刚子。洪武中举明经、秀才,授秦府引礼舍人,历长史,受累谪云南为吏。洪武三十一年征入翰林,预修《太祖实录》,迁右佥都御史。建文三年坐事贬官,仍留纂修。《实录》成,出为江西副使。未行,燕兵入京,自杀。
  • (1457—1505)明苏州府吴江人,字栗夫,号半江。成化十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通究律例,讼至立解。出为浙江按察司副使,掌学政。官至广东按察使。为文雄浑秀整,行草亦清润。有《半江集》。
  • 陆应旸(约1572—约1658),字伯生,松江青浦人。少补县学生,已而被斥,绝意仕进。因诗宗大历,王世贞常誉之,应旸不往,时论益以为高。其作诗喜用鸿雁字,人常呼之陆鸿雁。卒年八十六。尚有著作《笏溪草堂集》,另编著《太平山房诗选》、《唐诗选》。光绪本《青浦县志·人物三·文苑》有应旸传。
  • 易顺鼎(1858~1920)清末官员、诗人,寒庐七子之一。字实甫、实父、中硕,号忏绮斋、眉伽,晚号哭庵、一广居士等,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易佩绅之子。光绪元年举人。曾被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经史讲席。马关条约签订后,上书请罢和议。曾两去台湾,帮助刘永福抗战。庚子事变时,督江楚转运,此后在广西。云南、广东等地任道台。辛亥革命后去北京,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后,任印铸局长。帝制失败后,纵情于歌楼妓馆。工诗,讲究属对工巧,用意新颖,与樊增祥并称“樊易”,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等。
  • 戴察,唐,诗人。字彦衷,苏州人。德宗贞元初屡获乡荐,以家贫未赴举。贞元四年(788)以家贫无力承担赋税,投诉于刺史韦应物。其后行迹无考。《全唐诗》录存其诗一首。
  • 际智,字愚庵,清初江南祗山宝林寺僧。江西(即今江西省境内)人。生卒年、俗姓及其他事迹均不详。大约公元1670年前后在世。能诗,诗风潇洒劲健,颇具风骨。有《茎草堂集》。
  • 程端礼(1271年—1345年),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府鄞县人。元朝学者、官员。
  • 陆友仁(1290~1338)元书法家、藏书家。字友仁,一字辅之,号研北生。吴郡人。
  • 临晋人,字信之。隐内乡山中,日以作诗为业,教授以终。人称贻溪先生。有《贻溪集》。
  • 徐承烈(1730-1803),字绍家,一字悔堂,晚号清凉道人,浙江德清人。清代笔记小说家,著有笔记体小说《听雨轩笔记》、地方志《越中杂识》、诗文有《德辉堂集》,杂著则有《山庄丛话》、《委巷丛谈》、《耄馀闲笔》、《病馀偶识》、《听雨轩清言》等。
  • 浙江钱塘人,字子艺,田汝成子。以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作诗有才调,博学能文。为人高旷磊落,性放旷不羁,好酒任侠,善为南曲小令。至老愈豪放,斗酒百篇,人疑为谪仙。有《大明同文集》、《留青日札》、《煮泉小品》、《老子指玄》及《田子艺集》。
  • 刘树堂,字景韩,保山人。官至浙江巡抚。有《师竹轩诗集》。
  • 鲁一同(1805~1863)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著名古文家、诗人。字兰岑,一字通甫,安东(今江苏涟水)人。道光十五年中举,此后屡次会试不第。一同于时事很是关心,他的政治见解,得到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很多知名人士的欣赏。太平军起,他曾协助清河县知事吴棠积极防御,并向清军将领江忠源出谋献策。鲁一同工诗善画,文章气势挺拔,切于时事,著有《通甫类稿》、《通甫诗存》等。
  • (1490—1566)明广东香山人,字才伯,号泰泉。正德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江西提学佥事,旋改督广西学校。弃官归养,久之起右春坊右谕德,擢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与大学士夏言论河套事不合,寻罢归,日与诸生论道。学从程、朱为宗,学者称泰泉先生。所著《乐典》,自谓泄造化之秘。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 赵国璧(1542-1591),字伯完(伯:因春秋五伯会盟于村庄附近的葵邱,完:完璧归赵之意)、子完,号全石,绰号“赵拐撇”,直隶大名府东明县古葵邱东赵庄人(现今属菏泽市牡丹区马岭岗镇赵庄村),明代著名政治人物,进士出身。明万历十年(1582)二月,例升为河南右参政(从三品),六月权臣张居正病逝后各路言官弹劾张居正,后被抄家。九月,赵国璧便以病为由而辞官回籍。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赵国璧因受石星、穆文熙的影响也被重新启用,调任吏部,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因身体确有隐疾(拐撇),几年后就再次辞官归田,不再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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