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情况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摄政王多尔衮死后被认定犯了大罪，顺治将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这时曹寅的父亲曹玺也由王府护卫升任内廷二等侍卫。“内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玺在这种地方当差，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皇家的人接触，取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在三年以后，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后，一律在内务府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包衣妇人当中，挑选奶妈和保姆。曹玺的妻夫人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保姆。从此，曹家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担任内务府营缮司郎中的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负责织办宫廷里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于曹玺忠实勤奋、办事利索，康熙对他更加宠信，又赏蟒袍，又赠一品尚书衔，并亲手写“敬慎”的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玺“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宁时（今天的南京），亲自到织造署慰问曹玺的家属，还特派了内大臣去祭奠他。
　　曹玺的儿子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康熙赏识。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调任江宁织造。从此，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颙、嗣子曹頫连任江宁织造近40年。
　　曹寅有两个女儿。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长女嫁平郡王纳尔素为妃；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次女嫁某蒙古王子为妃。
　　仕途经历
　　青年时代的曹寅文武双全、博学多能而又风姿英绝，二十多岁时被提拔为御前二等侍卫兼正白旗旗鼓佐领。清代初期，御前侍卫和佐领都是十分荣耀的职务，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乃皇帝自将之军，曹寅能任此要职，显然是康熙对这位文武全才的伴读特加关照的结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年）六月，曹寅的父亲、时任江宁织造的曹玺在任上病逝。“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年）四月，曹寅被康熙提拔为苏州织造；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年）十一月，调江宁织造。其所遗苏州织造一缺，由其内兄李煦（时为畅春园总管）接替。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年），曹寅与李煦奉旨十年轮管两淮盐课。次年七月，钦点曹寅巡视淮鹾，十月就任两淮巡盐御史。
　　曹寅一生两任织造，四视淮盐，任内连续五次承办康熙南巡接驾大典（四次南京接驾，一次扬州接驾），其实际工作范围远远超过了其职务规定，所受到的信任与器重也超出地方督抚。
　　文化活动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康熙四十四年五月，曹寅奉旨总理扬州书局，负责校刊《全唐诗》，次年九月刊毕试印，“进呈御览”。康熙皇帝于四十六年四月亲撰序文，五十年三月正式出版。五十一年三月，曹寅又奉旨刊刻《佩文韵府》，且亲至扬州天宁寺料理刻工。
　　朱淡文在其著作中指出，种种历史文献证实，曹寅与明遗民及江南上层知识分子之诗酒流连决不能仅以文人积习视之，亦决非曹寅个人之礼贤下士所能涵盖。此乃康熙皇帝笼络南方士子、磨灭其反清意识的政治决策，曹寅等人则为具体实施之臣僚而已。康熙十七年正月，圣祖皇帝下诏于明春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曹寅当时二十三岁，在京任銮仪卫治仪正，曾参与考试接待事宜，与各省著名学者傅山、顾景星、邵长蘅、李因笃、汪琬、陈维崧、施闰章、阎若璩、尤侗、朱彝尊、姜宸英、毛奇龄、毛际可等人都建立了较深的感情和友谊，其中大多数人在曹寅任织造之后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曹玺去世，曹寅南下奔丧，在江宁逗留一年，与一些遗民有密切交往。由于曹寅风流儒雅，文才华瞻，又是明遗民顾景星之甥，因而在南北两地都受到推崇，很快为遗民和汉族上层知识分子认同。曹寅任织造之后，与江南人士的交游更加广泛。有人统计，与曹寅有诗文交往者约二百人，其中有当时极有影响的知名人士。由于曹寅在江南二十多年认真执行康熙皇帝的既定政策，曹寅成为主持东南风雅、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江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病逝扬州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于二月进京述职，携长子曹颙南返。六月，奉康熙之命自江宁赴扬州主持开刻《佩文韵府》。七月，患风寒之病，继而转成疟疾，李煦向康熙上奏曹寅病情。康熙对曹寅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批复：“你奏得很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下面，康熙还写了满文，是金鸡纳霜的满文译音，并非常仔细地加以说明：“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需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但曹寅运气不佳，药送到前，已病逝于扬州。
　　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身虽死而目未暝”。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子孙获罪
　　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五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没有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须设法补上亏空。但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对曹頫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頫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决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頫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頫，特地向曹頫下达指示：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说明他对曹頫“还是出于好意的。
　　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革职抄家，两手空空迁回北京老宅。此后，家族迅速败落。乾隆年间，曹家子孙流散。
　　藏书之家
　　清著名文学家、藏书家。字子清、幼清，一字楝亭，号荔轩、雪樵。祖籍汉军正白旗，世居沈阳。官通政使、江宁织造。因在家门外，种植楝树数株，建一小亭，名为“楝亭”，以为藏书赏画之处。后官由织造兼视两淮盐政。从政之余，以校勘、购书为乐事，往来于书肆间。所藏书宋元版本较多，校勘亦精。曾和朱彝尊来往过密，李文藻称“曝书亭之书，楝亭皆抄有副本”，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100卷、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媿文集》等。编撰有家藏书目《楝亭书目》8册16卷，著录图书3287种，抄本、内府刊本甚多，仅“说部类”就有469种。刻《音韵》5种及《楝亭藏书》12种。所校刊的古书甚为精美，如顾景星《白茅堂全集》，施闰章《学余堂文集》，《诗集》，《全唐诗》900卷等，抄本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等。章学诚说，曹寅刻古书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藏书印有“千山曹氏家藏”、“楝亭曹氏藏书”、“子孙保之”、“平滦世家”等。著有《楝亭诗词抄》、《诗抄别集》、《词抄》、《楝亭图咏》等。
　　身份矛盾
　　内务府包衣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群，曹寅是其典型代表，他的身上充满矛盾。他是汉族，又是旗人；是奴隶，又是官员。就是在官员中他的身份也难以确定，满官认他为汉人，汉官认他为满人。他所担任的职虽是最能捞钱的肥差，却又为正途出身的汉族官员所不齿。他若是像大量内务府人一样，没有什么文化，唯以捞钱为能事倒也罢了，可他同时又是学富五车的人物，是诗人、戏剧家、藏书家、出版家。他不能不为这种身份的不确定、灵魂的无归属而苦恼。曹寅坐轿出门总是低头看书，从不抬头，表面上，他说是为了避免官民向他行礼，实际上与这种矛盾的心态大有关联。他在写给丰润兄长曹鋡的诗中言到：“枣梨欢罄头将雪，身世悲深麦亦秋。人群往往避僚友，就中唯感赋登楼。”很形象地写出了他的这种苦闷。他活得风光又凄苦，体面又卑微，他是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他在历史的夹缝中歌吟，他的诗便在沉雄朴厚之中时时带有若隐若显、挥之不去的悲哀。若问曹寅诗歌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这种欲说还休的悲凉。在旧文学中，这是一种独特人物发出的独特声音，是瞬间繁华与无常命运合奏的音响，曹寅本人也因此成为独特的典型人物。

　　清朝时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市档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抢救出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不少奏折，描绘了当年扬州刷印业高度发达的盛景。
　　青岛市档案局副局长、文史专家魏怡勤经过对“御档”精心研究，向记者解读了这三部古籍巨著在扬州校刻的全过程。
　　扬州诗局为何设于天宁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奉旨校刻《全唐诗》。“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当年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
　　据史料称，曹寅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这样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全唐诗》究竟何时开刻
　　《全唐诗》开刻时间问题一直有争论，而清宫扬州御档的解密，使这个历史疑团迎刃而解。
　　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
　　另从其他档案资料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
　　《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全唐诗》何时刊印完毕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刊印速度和质量如何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
　　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900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曹寅何时何因去世
　　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烨又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扬州，恐与曹寅曾在扬州校刻《全唐诗》，所刻书令康熙十分满意有关。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折称：“《佩文韵府》已于三月十七日（4月22日）开工刊刻。”此则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韵府》在扬州开刻的准确日期。
　　至于刊竣的日期，我们可以从档案书籍中找到答案。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李煦在“奏为御颁佩文韵府在扬州刊刻公竣装箱进呈等请旨事”一折中称：“窃臣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订十部，将乐纸刷订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
　　此奏折还说明《佩文韵府》的雕印任务是曹、李、孙三人共同奉旨承办的，书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宁来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癯，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竞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时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韵府》完工，曹寅卒后，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实际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书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样本后，朱批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至此，《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结束。
　　《佩文韵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开编，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扬开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后历时近十年。
　　《全唐文》为何称“扬州官本”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在扬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
　　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编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等，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后人所称的“扬州官本”。
　　翻阅《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收录有关《全唐文》的奏折计三则，其中《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一折，除了让我们知道嘉庆帝对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满意之外，还得知另一件事：阿克当阿和苏楞额二官员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庆帝赏还了两人的顶戴，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