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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辙

辙闻之,物之所受于天者异,则其自处必高,自处既高,则必趯然有所不合于世俗。盖猛虎处于深山,向风长鸣,则百兽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于高冈,散柯布叶而草木为之不殖。非吾则尔拒,而尔则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则无朋,而势远绝则失众;才高者身之累也,势异者众之弃也。
昔者伯夷、叔齐已尝试之矣,与其乡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则天下无乃无可与共处者耶?举天下而无可与共处,则是其势岂可以久也?苟其势不可以久,则吾无乃亦将病之,与其病而后反也,不若其素与之之为善也。伯夷、叔齐惟其往而不反,是以为天下之弃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弃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洁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过耳。古语有之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何者?惧天下之以吾辩而以辩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养巧,以讷养辩,此又非独善保身也,亦将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长久也。
今夫天下之士,辙已略观之矣:于此有所不足,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其势然矣。仄闻执事之风,明俊雄辩,天下无有敌者,而高亮刚果,士之进于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业之辉光,莫不逡巡而自愧。盖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辙愿执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乐进于前而无恐,而辙亦得进见左右,以听议论之末。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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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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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辙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设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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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辙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而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
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自以为威振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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