遐水谣  

温飞卿这首诗，是他自创的新乐府辞，大约是从古乐府的汉横吹曲《陇头水》演绎而来的，因为从古乐府《陇头水》中，完全可以找到这首诗的渊源。例如首句“天兵九月渡遐水”，作为“陇头水”来说，写水自然是很多的。最有名的如张正见的“陇头流水急，流急行难渡”。次句“马踏沙鸣雁声起”，连水带沙的亦复不少，可以找到的有陈后主的“漠漠扬沙暗”、“移沙屡拥回”，梁元帝的“沙飞晓城暮”，刘孝威的“陇水带沙流”，以及翁绶的“平沙隔水见牛羊”等。杨师道更全面，他说：“雾中塞雁至，沙上转蓬轻。”第四句“塞寒如箭伤眸子”，有陈后主的“寒多不识春”、“寒声起夜丛”。第五句“狼烟堡上霜漫漫”有卢照邻的“旌悬九月霜”。可见九月渡遐时，这里已是有霜的了。第六句“枯叶飘风天地干”，鲍溶说：“细响风凋草”。第八句：“清光炯冷黄金鞍”，车喿攵说：“雪冻弓弦断，风鼓旗杆折”。第九句“虏尘如雾罩亭障”，陈后主说：“惊风起马嘶，苦雾杂飞尘”。第十句“陇首年年汉将飞”，刘孝威：“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最末一句“楼中思妇徒相望”，陈后主：“万里望佳人”，江总的“遥闻玉关道，望入杳悠悠”，僧皎然的“旅魂声扰乱，无梦到辽阳”。细细寻来，当然还可以找到一些。
温庭筠却放着现成的《陇头水》不用，而偏要别创一曲《遐水谣》。他这样作，是为了承乐府之意绪而别有所指的；故用“遐水”来代替“陇水”。遐，远的意思。借《陇头水》的传统题意吟边塞之苦，而又不是写的甘肃这一带，故用一含糊的方位词“遐”盖过，以便写心中所思的地方。
这首诗共分三段。首四句写战士进戍边塞的情景，着眼在“杀气空高万里情”。“空”，可以作高旷讲，但这里已经是高，不必再以空来形容高；要形容，那也应当是说高飞或高扬，而不宜说空高。空，也可以作虚空讲，以空来形容高，就只能是白白地高了。“杀气空高万里情”是说白白地把杀气搞得万里晴空都是的，以其并非国防之需要，徒然浪费感情而已。所以他和传统的写法完全不一样，原因就是他认为这样的进军是冤枉的，所以说“杀气空高”。“空”字、“情”字皆下得极冷。次四句写战士们驻扎边地的感受，着眼在“清光炯冷黄金鞍”，用将官们的“犀带鼠裘无暖色”的舒适反衬起战士只能依“清光炯冷”的马鞍而憩的非人待遇。末四句写战士们久久不能回去的原因，着眼在“麟阁无名期未归”，指责统治阶级贪图功利而穷兵黩武，以战士妻子的怨望作结。全诗三换韵，平仄相间，音韵激越，俨然是一部边塞驻军思想小史。
诗一开头，点明了时间是九月，皇上派来的兵渡过了这远方的水，向着更远的沙漠进军。长途跋涉，使得人马都疲惫不堪，所以人马都威武不起来，而是杂乱地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踏”字，使整个军容都抹上了疲劳的灰色。可以想见，当此地“旌悬九月霜”的时候，连那旗帜都是凝重而蔫蔫萎顿的。然而千军万马，那气势毕竟是雄壮的，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跋涉在沙漠之中，无论怎么萎顿，那都是一种浩大的声势。人马所踢起的征尘，足可以掩没大军；而人马的杂遝声，当传闻老远，是以使得栖息在沙岸水边的大雁早早地惊飞呼叫起来。远远看去，就是黄尘与雁阵齐飞，苍天与大地一色。把一次进军写得既有气派，复又透出不济来。诗人在这里对这次到万里边地来搞得这战尘杀气弥天的行动提出了责备，表示了他对这一次进军持否定的态度。可见这次行军，不是为了守边，保卫祖国。因为如果这样，温庭筠甚至都会要去参加的。他在《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一诗中说：“韬钤岂足为经济，岩壑何尝是隐沦。”这就表白了他之所以处于岩壑，并非是为了作一个隐士，而是皇帝不用。如果要启用他，他甚至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即连扶助文王以匡天下的吕尚都不放在胯下。可见他的雄心是很大的，和这首诗的情绪迥异。因而可以推见这次进军是一次不义的行为。大约正因为不便指出，所以这才采用了古乐府的传统写法，略去了字面的违碍之处，而发泄其胸中不满之情。而战士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然开始是有点新奇感的，所以什么都要看一看。然而除了寒风吹得眼睛生疼以外，几乎别无什么可以压下自己那离开热土的思念之情。一“寒”字，既像水墨画般的画出了边塞的荒凉，也精细入微地刻画出了戍卒的心理感受，并为以后的怨望张本。而这些又均妙在从戍卒的新奇的眼光中出之。乍到尚如此，则今后会更难打发。一种难耐之情，跃然纸上，为“失约”的怨恨作好铺垫。这一组形象，由于溶铸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真切细致地表达了客观的典型环境，故而为读者提供了审美条件，从而可以捕捉到他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获得了共同语言的基础。因此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段，狼烟堡。写的是驻守在这边塞堡垒内的情况。古时没有现代电子通讯设备，边疆报警，黑夜燃烽火，白天则烧狼粪干。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载：“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燃烧狼烟的城堡上，因为没有战事，早已没有烟火痕迹，只有一片白皑皑的浓霜，在沙碛之中，寒光闪烁。而干燥的大地，枯叶飘风，转蓬之类的蒿草，被狂风裹着沙粒，刮得满地翻滚。可以想见：这时的天空，一定是日光惨淡，而古战场上，那些喜欢战事的鹫鹰和乌鸦，成群的绕着圈在上空盘旋、噪聒。写出一个莽莽苍苍的古战场。天气是这样的干冷，将军们系着辟寒犀做的带子，穿着貂鼠皮做的软裘，围着火炉，饮着美酒，尚且面无暖色。而战士们身披铁甲，手执铁器，却站在这煞白的清炯炯的霜地里，犹自顶着凛冽的寒风，扶着马鞍，准备随时出发。这一组形象，把一个古战场写得穆肃而生动，如在目前，甚至仿佛读者自己就是那身披甲胄的士兵，从而和他一样，兴起了严肃而怨望的复杂感情。这一段更逼进一层，把感情推向了高潮。特别是对那在可以冻折旗杆的奇寒之下，而表现得这样神圣庄严的战士，诗中流露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为之而尊崇，同时也为他们的待遇而同情悲愤。这一节把诗人对戍卒的感情表达得非常亲切、透彻。他不需要口号，直着嗓子喊出的一切好听的词句，在他这字里行间如同汨汨流出的清泉面前，都要显出粗糙和虚伪来。
最末一段，为了卒章显志，他笔法一转，仿佛在这长长的历史画卷后面，再摆上四幅色彩各异的油画。“虏尘如雾罩亭障”，这是一幅以黑红两色为底色的画，“虏尘如雾”应当说够黑的了，而既有“虏尘”，就难免不充满了鲜红的血与火。亭障，就是边塞的堡垒。“虏”，这个字在这里是不能轻易地放过的。它固然可以理解为匈奴、为胡儿，当作敌人来讲；但就字义而言，它也可以指奴隶、指被捉来的俘虏。“虏”们掀起的战尘把堡垒都笼罩了，则战争已经打到这城堡之内来了。然而从这首诗的通篇看来，分明是没有发生异族的侵略行为的。那么这一句或是不着边际的败笔。但能够把个战争写得如此栩栩如生的现实主义大家，是不会出现这样细节的失实的。如果从作者的生活中找找依据，晚唐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之时，其中最大的就有三次，其给予唐王朝的打击，远比外族的侵略要严重得多。不仅如此，而且唐王朝还借用外族势力来镇压人民的起义，民族关系完全混淆了，所以他这里实在是用一个“虏”字，说是外族也可，说是起义的农民也无不可。因为所有的封建王朝虽然高出于奴隶社会，但仍莫不把人即看成是奴隶。一直到最末代的清朝后期，慈禧还是在说她的江山是“宁给外人，不予家奴”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68年（咸通九年）爆发的桂林戍卒的起义。据夏承焘先生《温飞卿系年》考，谓温死于870年，正是他逝世前两年。这次起义，就是因为唐朝命徐州节度使孟球，以八万人戍桂林。按制度规定，戍卒三年一换，到这一批已经六年都没有更换了，于是戍卒多次请求代还。而这时的徐州崔彦曾，为人刻薄，重用都押牙尹戡、徐行俭一帮子贪官污吏，借口派兵前往代回旧戍，费用过多，要桂林戍卒再留一年。于是“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胁粮料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虏丁壮，合众千百余”，一下反回了徐州，并占据江淮一带。这首诗的深刻性，就是因为它反映了戍卒的不满情绪和悲惨命运，满了期，又不让回去；既为兵变，则麟阁不可能留有名字。而战乱已平，叛卒已成了刀下之鬼，是“楼中思妇”也只有徒然的“相望”了。所以他的这首诗，如果不是在为“叛卒”说话，就是一位哲者的预言了。
第二幅画，“陇首年年汉飞将”，这是运用李广有功不封侯的故事；也可以说画的是李广的故事。桂林戍卒之变，之所以有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共同举事，包括庞勋也不过是一个粮料官，都属于中下级军官，在战争中，他们是第一线的斗将。然而贪官得势，他们则恰如当年的李广那样，虽有功亦为这些贪官所顶冒了。而“年年陇首”，也和戍卒一起，一代几年，必定生怨。历史把他们和戍卒的命运缚在了一起，使得他们和士卒一样感受到朝廷寡恩，将帅刻薄，是以即令这一幅画画的是李广的故事，读者也能理解他们那不可按捺的心情。忍耐原是有限度的。
第三幅画是方帅藩镇的写照。这些节度使们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却不顾恤士卒的死活。他们要这些士卒久戍边苦之地，而他们自己则在大后方尽情的享乐。高适是曾参加过这种幕僚生活的，所以他在《燕歌行》里就写下了“战士生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的诗句。“犀带鼠裘无暖色，清光炯冷黄金鞍”，如此鲜明的对立，使得将士“麟阁无名”而又过期几年，犹不许回归。这就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戍卒之所以要长期羁留绝域，只不过是方帅们为自己的爵位邀功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非要如此的正义行为。
第四幅画则是少妇思春图。“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桂林之变，正是因为“戍卒家人，飞书桂林”而引起的。于是怨思的星星之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了。
这四幅基调不同的画：黑、灰、红、绿，摆在一起，就如同蒙太奇一样，一经组合，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印象，这就无异是桂林戍卒哗变的历史画卷。
这件事发生在广西而不在甘肃，与诗人所咏的自然环境不同。但在军事上既可以声东击西，那么在诗里，指着葫芦说瓢也未始不可。地点是次要的，这正是诗人狡黠而自由的地方。重要的是诗人以其政治敏感，预感到了这样的地震即将发生，或者是在深刻而形象地剖析了地震之所以发生的成因。所谓“怨不在大，可畏维人”。他在这短短的十二句诗里，可以说没有一句不是写人的。正是他把眼光放在了人民的心上，与人民息息相通，所以他这才能写出这样深刻的预感。史诗，不仅在于它如实地描写了那一事件，更重要的还在于写出时代精神，揭示出历史进程的本质和内核。这样才能使人从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而不是仅看到一幅幅的历史画面而已。那么，温庭筠的这首诗，就是符合这一要求的了。他把这一事件的矛盾揭露得十分深刻。他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所谓“不着一字”，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描绘，已是“尽得风流”，早已看清了诸如桂林事件的责任何在了。这样的诗，从艺术上说，味在咸酸之外，已经达到了对诗最高的审美要求了。从思想性来说，诗人的倾向，正如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样，他不是诉之于口号，而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从他流露出的鲜明的态度，可以看到温庭筠在农民起义（“桂林事件”，形式是兵变，而根本的还是农民起义）这件事上，是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上，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朝廷和整个腐败了的统治阶级，从而显示了诗人的崇高和伟大。恩格斯曾是那样肯定过歌德。他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伯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而温庭筠正是通过诗，向起来反抗或者即将起来反抗的叛逆者们，倾注了无限深情。这样的好诗，历来很少有人赞赏，反而说他没有意义，这确实是极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