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五首  

译文
其一
将帅们深蒙恩泽，而兵戈连年不断。
至今仍劳主上操心，不知他们何以报国。
可叹这次吐蕃入寇那白骨累累的新战场，原来就是旧日功臣们所开拓的边境。
乘槎一去，消息断绝，教人往何处去寻觅当代的张骞。
其二
河北诸镇安史余孽，都是些长蛇封豕、虎豹豺狼，还会在人间作乱。
他们春时不修职贡，朝廷反倒络绎不绝地遣使去诸镇将旌节授给他们。
千万别去侵吞吐蕃，也无劳向南诏问罪。
大唐君主已带头停息战争，放马于华山之阳了。
其三
洛阳居于全国中心，水陆交通便利，四方入贡赋税，到这里的路程也大致相等。
我近日常听说，洛阳的国家粮仓里堆满了已经腐败的粮食，贫寒的老百姓正翘首等待皇上给他们带来春天般的温暖呢。
巩固政权不要只着眼于城池的坚固，根本还在于不断革新政治，让百姓安居乐业。
只不过是皇帝躬行俭德，减少靡费，减轻人民的负担罢了；要知道，所谓“盗贼”，本来都是皇帝的臣民啊。
其四
宗藩削弱，王室不安，这犹如青梧凋落，丹桂随即受风霜威胁一样。
自古以来，作为王朝骨干的宗藩强大了，就不至有朝一日会出现不臣服的藩镇。
只要当今那位力行俭德的君王，终能依照古代封建的办法，授钺亲王，派遣他们分赴各个遥远的领地，天下就会太平。
难道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只有虞舜才能做到？
其五
盗贼已经歼灭人心还是混乱，军队无事将领反而自我惊恐起来了。
登坛拜将是真拜将而不是假节，你们报答君主为什么还有迟疑？
藩镇权重，郡守不得自主，领郡没有气色，赴任也有怨词。
希望能听到哀痛之诏，庄严的皇上能抚恤穷苦百姓。
注释
⑴云台：指唐开国以来至安史乱前拓边有功诸将。
⑵“乘槎”二句：指广德元年（763）四月御史大夫李之芳等出使吐蕃被扣留之事。
⑶青海：指吐蕃。
⑷越裳：古国名，在交阯之南。此借指南诏。
⑸洛下：即洛阳。古人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等，故曰“天中贡赋均”。
⑹“日闻”二句：意谓应散储粟以赡济穷民，讽刺统治阶级只知聚敛贡赋，不管人民冻馁。日闻，不断地听说。红粟腐，红粟腐烂，见储粟之多。《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用因，腐败而不可食。”寒，指人民。翠华，天子之旗，这里指代皇帝。春，作动词用，犹温暖。
⑺“莫取”二句：一警戒，一开导。莫取，犹莫恃、莫凭，即“不要只着眼于”的意思。金汤，即所谓金城汤池，这里影射洛阳。险固不足恃，故告以莫取。意在反对迁都洛阳。宇宙新，即人民安居乐业。其具体办法，即下所云行俭德。
⑻本王臣：原来都是你皇帝陛下的好百姓。
⑼亲贤：指同姓。
⑽卑宫：卑陋的宫室。
⑾韶：虞舜乐名。
⑿登坛：谓登坛拜将。名绝假：言真拜之，非特假节而已。

《有感五首》一般认为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当时杜甫在梓州一带。而杨伦持不同观点：“此诗或编在广德元年之春，事迹既多不合。或编在是年冬，方当蕃寇狓猖，乘舆播越，岂宜有‘慎勿吞青海’语，且此时而欲议封建，则亦迂矣。详其语意，当是收京后广德二年（764）春作。盖吐蕃虽退，而诸镇多跋扈不臣，公复忧其致乱，作此惩前毖后之词。未几，仆固怀恩遂引吐蕃、回纥入寇，亦已有先见。所谓编次得，则诗意自明也。”这五首诗和当时国家的政治军事有密切关系。

《有感五首》是足与《伤春五首》媲美的政论诗，抒发杜甫在当时复杂事势下特有的情志，提出息战，行俭德，封建的文治主张，呼吁君主下“哀痛诏”罪己，与民更始。其中透露儒生的“书生气”，却是时代的正气。
第一首诗，诗人质问那些节度使不感君恩，不思报国。广德元年（763）春，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征讨叛军的唐朝将领仆固怀恩，为培植党羽，奏请朝廷以史朝义部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为河北诸镇节度使。代宗只求苟安一时，竟然答应了。这些降将，各据一方，不修职贡，反使朝廷接连派遣使者，前去慰谕。
第二首诗表明诗人对当时的形势深为忧虑。”诗人认为，唐王朝对国内的藩镇尚且不能节制，就不用说抵御吐蕃等外族的侵扰了。正是代宗的懦弱姑息，养痈成患，致使国威不振，朝野不宁。以后河北各镇，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山东、江淮，也都仿效，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杜甫当时的忧虑。此诗指明了时局症结之所在：河北虽平，道路已通，之所以诸侯不贡，是因为“高官皆武臣”，文治偏废，故倡“岳牧用词人”。从诗中可以看到当时事势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事势的复杂性就在于内外各种矛盾并作，理其头绪，就在诛求之甚，唯有先息战养民才是攘外安内的根本。“先”者，先事息战，再图后事也。故后面三首是诗人治乱丝之策。也就是说，要阐明“息战”真意，必须以大观小，求得诗心。
第三首诗表明诗人反对迁都洛阳之议，希望朝廷能力行俭约，减轻人民疾苦。安史乱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残破，每年要从江淮转运大量粮食到长安；加上吐蕃进扰，长安处在直接威胁之下，因此朝中有迁都之议。这首诗即为此有感而发。首联先从洛阳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写起。地理位置优越就是主张迁都洛阳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诗人用肯定的口吻加以转述，是因为单就地理位置而论，洛阳确有建都的优越条件。这里先让一步，正是为了使下面转出的议论更加有力。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法。颔联紧承“舟车”“贡赋”，翻出新意。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杜甫是反对迁都洛阳的，但他一则旁敲侧击，说“天中”只不过提供了苛敛之便；一则反话正说，明言百姓所待以见百姓所怨。当时持迁都之议的人们中，必有以百姓盼望皇帝东幸洛阳为辞的，所以诗人含而不露地反唇相讥道：百姓所望的是“翠华春”，可不是盼来一场更大的灾难！主张迁都洛阳的人还将洛阳的地险作为迁都的理由，于是诗人又针对这种议论而发表见解道：“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杜甫并不是否认“金汤固”的作用，而是认为，对于巩固封建国家政权来说，根本的凭藉是不断革新政治，使人民安居乐业。两句一反一正，一谆谆告诫，一热情希望，显得特别语重心长。诗写到这里，已经从具体的迁都问题引申开去，提高、升华到根本的施政原则，因此下一联就进一步说到怎样才能“长令宇宙新”。答案原极简单而平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这里指出了所谓“盗贼”的根源即在于统治阶级尤其是皇帝本身的奢侈剥削，“官逼民反”，原是一个极平凡的道理，但却无人肯说、敢说。道理本很简单，故曰“不过”。颈联“莫取”“长令”，反复叮咛，极其郑重，末联却轻描淡写地拈出“不过”二字。这高举轻放的戏剧性转折，使得轻描淡写的“不过”更加引人注目，更增含蕴。为了进一步强调“行俭德”的重要，诗人又语重心长地补上一句“盗贼本王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事实。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深沉和语言的明快尖锐，在这里被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第四首诗主旨在于建议朝廷分封宗藩以抑制不臣的藩镇。这与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一文意见完全一致。处在王纲解纽的当时，想用血缘纽带加以维系，亦无济于事，但诗人已预感到正在酝酿的藩镇之祸，还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首诗“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邻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是武重文轻的具体表现。与第二首一正一反，托出杜甫的文治思想。第五首乃言表奏中之所不敢言，将第一首“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的问责，追进至人主：不信任武臣致使“兵残将自疑”，而偏重、姑息武人又致使文治不振，唯有人主自律，“愿闻哀痛诏”，才有中兴的希望。
杜甫有鉴于两川军阀内斗，无人统合，百姓骚动，这才提出“速以亲贤出镇，哀罢人以安反仄”，后者才是杜甫倡“封建”的指归。其“强干弱枝”是与《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根固流长”相联系的，无论枝干，都需要百姓的供养这条“根”。五首息战、行俭德、封建任亲贤、下哀痛诏如是等等主张，都是为了“根固”，即儒家“民惟帮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的集中表现，且其中饱含着杜甫对挣扎求活的百姓无限的同情。
这组诗富于政论色彩，又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是带有杜甫独特个性的。如果说将议论引入五律这种通常用来抒情写景的形式，是杜甫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那么议论而挟情韵以行，便是杜甫成功的艺术经验。从这五首诗以及当时的有关诗作中可以看出，杜甫对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情况的了解和认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刻了。有人认为杜甫“志大才疏”。其实他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志大”当之无愧。评论时政有胆有识，往往一针见血，也并非“才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