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论史官书  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致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法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也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
　　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树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也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也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
　　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也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也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
　　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注释
某顿句：顿首，原指以头叩地而拜，属九拜之一。见《周礼·春官·大祝》。后来常把此词用于书信的首或尾，表示谦敬。十八丈：韩愈排行十八，其兄韩会与柳宗元父为友，故柳宗元视韩愈为氐辈。侍者：犹言左右，古人写信时，对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语词如侍者、左右、执事等，以表谦敬。
获书言史事：指韩愈给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论史官的事。
具：原指陈述，此处引申为写在。刘秀才：即刘轲，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馆下：指史馆。
安有二句：意谓韩愈怎么能猜测宰相之意，认为宰相出于同情心理，随便给他一个史官之职，以使其荣耀荣耀？探：猜测。苟：随便。
若果尔：如果宰相真的那样想的话。
冒：假充。
密地：机密地方，指史馆。
掌故：汉代官名，掌礼乐制度等故事。
利纸笔：贪图纸笔之便利。为私书：写自己的文章。
设使六句：假如你担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么褒贬升降官员就越发明显，你应该是更感到恐惧，又怎能满有把握入于御史台，美食安坐，在朝堂上无任何顾忌地奏事呢？假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台官名，执掌监察肃政。扬扬：得意的样子。台府：即御史台，又称宪台，肃政台，为政府的监察机构。
政事堂：唐代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将议事堂迁于中书省。开元时，张说为宰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
内庭：宫禁之内。也作“内廷”。外衢（qú）：大道。
何以二句：怎么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贪图名利的人区别开来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为改变。
莫若句：意谓不如早早离开那个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屡不见用。只好回到鲁国，作《春秋》。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为采邑，故称周公。曾辅佐成王。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制订的。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晔：南朝宋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曾任尚书吏部郎。博涉经史，删定自《东观汉记》以下诸书，撰成《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因参与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
司马迁句：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汉武帝认为是有意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且为变节者开脱罪责，将司马迁处以宫刑。
班固：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初，因续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以私改国史罪下狱。弟超上书力辩，获释。后召为兰台令史（掌书奏），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其父所著书，积二十余年，修成《汉书》。永元元年，随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也因事被洛阳令种兢逮捕，死于狱中。检下：约束谦让。
崔浩：北魏清河东武城人，字伯渊，小名桃简。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军国大计。多所参与。浩工书，通经史，作国书三十卷，为鲜卑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以矫诬罪诛死，并灭族。沽（gū）其直：即沽直，意谓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洁求声名。暴虏：谓邪恶势力。
子夏句：意谓子夏没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这样说。
卒：最终，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轩天地：气概不凡顶天立地。
恣（zì）：昕之任之。
行行：刚强。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与韩愈论史官书》作于唐宪柳宗元和九年（814）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时任永州司马。唐宪柳宗元和八年（813）夏，韩愈在长安任史官修撰。期间他曾写信给刘轲和柳宗元，担心“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表示自己不愿意担任史官。柳宗元此文就是对韩愈来信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