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山阴县学记  

摘 要：王阳明《重修山阴县学记》是其居越期间所作四大记之一，其文辞流畅洒脱，文意畅快淋漓。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揭示圣人之学是心学而非禅学，其文辞之间透露着对朱子之学支离的批判，也透露着心学愈发兴盛的气势。
关键词：王阳明 《重修山阴县学记》 圣人之学 心学
嘉靖初年，王阳明的学说遭受到来自“学禁”和“政禁”的双重压力，王阳明处于一种归隐林下的状态。在这种处境下，在“越”地讲学论道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寄托，越来越多的士子学人纷至沓来，前来问学。为了进一步倡明心学，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写了四篇书院记或县学记，被称作“四大记”。分别是：《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亲民堂记》《万松书院记》《重修山阴县学记》。束景南先生考证，嘉靖四年（1525年），时任绍兴知府的南大吉命时任山阴县知县的吴瀛重修当地的稽山书院，并请王阳明作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与此同时，吴瀛重修了山阴的县学，阳明先生也同时为之作记。a
一、志在圣贤之学
这篇学记第一段点明了写作背景：山阴县学败落已久，后在山阴县知县顾铎与后任知县吴瀛及教谕汪瀚的大力推动下，对其进行修复增建。他们曾请王阳明为之作记以昭告于诸学子，而王阳明在嘉靖三年（1524）身体不适，推辞了。嘉靖四年（1525）时，他之所以同意写这篇记，一是因为接到新任知县的请求；二是因为感觉此前应京兆尹所请写的《应天府重修儒学记》有许多未尽之言。王阳明在这篇记中一开始提到“其大意以为朝廷之所以养士者不专于举业，而实望之以圣贤之学”，就是说，王阳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时，应京兆尹之请所作的《应天府重修儒学记》已经把“志在圣贤之学”点明了，而他作本记就是为了强调这个观点。
王阳明指出朝廷设立学校来养士，并非只是研习科举，而是希望士人学习圣贤之学。同时王阳明分别指出官学（包括县学）应当有“有司之学”与“为师为弟子之学”的差异：前者主要是为师生研学提供较好的硬件设施及规章制度；后者主要是让学生们通过“修身”来“求仁”，从而志于圣贤。而后者是国家设立学校的根本目的，需要特别点明。正是这样一种分析，把“举业”与“圣人之学”分而言之，实际上凸显了后者的重要性，让士人真正看到“桃花源”之所在。但“圣人之学”究竟是什么？如何真正地树立对“心学”的信心，这是王阳明写作此文的真实目的。
二、夫圣人之学，心学也
王陽明在第二段开头点明了自己的观念：“夫圣人之学，心学也。”而所谓心学，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实际上只是阐扬孟子所言“尽其心”而已，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用“学”来求“尽其心”，有“学而时习之”的意味和行动哲学的特色，这里可分为三个层次理解。
第一个层次是人心道心的同异及修持功夫。《中庸》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可见道心是率天性而生发，而且王阳明将其释为“诚之源”，而“诚者，天之道也”。因此，道心的价值源头来自于天道。而且道心随天性而流行，不杂人欲，虽十分精微，若洞中观烛，却炯耀显然。而且《传习录》载“道心者，良知之谓也”，道心与孟子良知说具有对等性，直接孟子仁学的天道背景，体现了王阳明后期致良知思想的成熟。人心，即道心流行发用于人，而杂于人欲，会导致妄伪和危害。接下来阳明从两个例子说明二者的根本差异：第一个是《孟子》中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王阳明认为恻隐仁心最初发动时，便是道心显发，而如果怀有其他利益目的去救孩子，便是杂有人欲，便是人心显露。第二个例子，阳明先生也常举。人人都需饮食度日，饿了就想吃东西，这是不假思索的，阳明先生认为这也是率性的。而人饿了究竟想吃些什么？粗茶淡饭？大鱼大肉？这便夹杂了人欲，便是世上人心各不相同。这两个例子分别从恻隐仁心和自然仁心（肯定人的本源性自然欲求，如孟子所言“无恒产者无恒心”）两个角度来阐发道心，非常具有远见卓识，从根本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仁心，进一步全面地发扬了孔子的仁学思想。
而如何修持道心，便需要“精一”之功，陈荣捷先生指出“阳明最重精一”，这句话有两重意思：第一重肯定了王阳明心学功夫的细密（相较于陆子）；第二重意思便是对王阳明“精一”功夫的肯定。b“圣人说‘精一，自是尽。”（《传习录·第35条》）这里的“尽”也就是“尽其心”“尽其良心”“尽其道心”。具体到“精一”功夫内部，“惟一”是“惟精”的头脑主意，“惟精”是“惟一”的践履功夫（《传习录·第25条》）。“惟一”指向本体（道体）之“纯一”，“一者，天理也”。“惟精”是人心保持道心的关键功夫，而“精一”之“精”以理言，体现了阳明心学中“心”对“理”涵摄。“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象山文集序》），“精一”功夫的发用需要秉持中道，也就是仁道。因而“精一”之传也就成为孔孟陆王的心性传统传承的代名词了。
第二个层次是道心的中和发用即是“达道”。陈来先生指出，《中庸》说“率性之谓道”，阳明认为这是指道心而言，道心是天命之性的自然发现，这就是率性，只要道心成为意识的绝对主宰，未发自然无不中，发而自然无不和，阳明认为道心就是“至诚”境界的根源。c于是 《中庸》 的“天命”“率性”“中和”“至诚”也都因道心而贯穿为一个“一于道心”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是贯穿在“五伦”之内的，是亘古不变的“常道”，蕴含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仁思。
第三个层次是通过古今对比来阐发心学的意义以及对明代士人不明心学的忧思。三代美政，政通人和。契是舜的臣子，助禹治水有功而封于商，是商汤祖先。“五达道”的落实，使得社会上君子贤人辈出，教者、学者皆是为己之学，各尽其心而已。而越到近世，世风愈发恶浊。儒学中最为精要的“心学”传统却被遮蔽了，虚伪妄作的风气催生的功利之毒、训诂辞章之徒使得儒学支离决裂（这里指向了朱子学的弊端）。人心愈发浮躁却不明了“道心”的精微难得，而稍有知于“心学”之人却不明门径，难以窥测室内之美，立志不坚，把“心学”误解为“禅学”，这是王阳明甚为忧虑的地方。
三、圣人之学，非禅学
王阳明紧接着说：“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这里可分为两个层次解读。第一是从本体层面看：圣人之学以“天地万物为一心”，无人己、内外的差异，禅学“固于其心”，外人伦、遗事物，自私自利。圣人之学把“天地万物”涵摄于“道心”之中，体现在“五达道”和“天下国家”的秩序之中。而禅学虽主张万物相通，却是以虚无为根本指向。很显然，心学的“万物一体”思想是以人伦道德为彰显，推而扩之，是一种责任伦理的层层彰显，是担当天下道义的大仁大勇。而佛禅主张自性成佛，不假外求，固于自我，而没有一种“可以治天下国家”的本源动力存在。把人伦、事物视为身外物，与自家性命无法贯通，可谓独善却不免自私自利。在王阳明看来，这是心学与佛学的根本差异。
第二是从践行功夫来看，圣人之学“尽其心”也就是“尽其良心、良知”。禅学以“固于其心”“不昧吾心”为功夫。这一段开头提出心学与禅学皆讲“求尽其心”，但指向是不同的。儒家的“尽其心”是一种扩充、充实良知本心。父子有亲，并非仅仅自家父子相亲，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可见这种伦理原则的推扩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无法完成的，是“求仁”的无尽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才驱使着儒者们尽其一生来修齐治平，可见心学并非践履无门，相反，它具有巨大的践履空间，给予了儒者无限的道义担当和“求仁得仁”的生命体证，这与佛禅“了脱生死”的生命观迥然相反。
王阳明在最后痛斥了那些沉溺于举业辞章之学、却指责圣人之学（心学）的学人，并以仁恕之心一一辨析，有宽宥之义，更有督促之切。王阳明强调圣人尽心之学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性，而且既是“心性之学”，就需要辨析学术，学宗正派，立志坚定。王阳明继续采取一种“先抑后勉”的写作手法，给读者一种“前事一筆勾销，重新修明心学”的心理暗示和勉励。告诫学子切勿“自私自弃”，最后鼓励学子们倡明心学，接续精一之传。
结语
这篇记是王阳明54岁时所作，是阳明心学成熟期的文章。王阳明从孟子“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处出发，阐微表幽。上序象山心学，凝练《尚书》“十六字心传”的“精一”思想为道统、学统的接续做出重要理论铺设，点明了圣贤之学即是心学，“精一”而为则彰显道心，道心显发而无不中和达道，圣贤之教莫过于此。而世俗学人把心学同为禅学，则是不明心学“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仁道，更不明孟子“尽心”说的责任伦理维度。总之，《重修山阴县学记》作为王阳明嘉靖四年“四大记”之一，较为详明地阐述了圣人之学何谓心学（涉及人心道心，尽心与达道等命题）、心学与禅学的关系等阳明学内部的重大学术问题，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心学佳作，值得认真研读。
a束景南：《阳明大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7页。
b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页。
c陈来：《有无之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作 者： 杨永涛，哲学硕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