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逆论  

本文写于永州，今人吴文治《柳宗元年谱》定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时作者37岁。
《六逆论》通过评论《左传》记载的“六逆”为乱之说，阐述了关于任用贤能的观点。
“《春秋左传》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文章起始，作者首先引出《左传》中的“六逆”之说。“州吁”是卫国公子，卫庄公的宠妾所生。《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州吁骄纵好武，庄公不加禁止。大夫石碏以为州吁位贱，受宠必骄，担心庄公废嫡长子(后来的卫桓公)而立州吁，实为祸根。于是极力谏阻，提出了“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的“六逆”之说，即出身卑贱的妨碍出身高贵的，年纪小的凌驾年纪大的，血缘远的排挤血缘近的，新的臣子取代旧的臣子，地位低的超过地位高的，淫邪的言行损害正义的礼义，这六种悖谬行为，是国家祸乱的根源。然而，柳宗元对这“六逆”为乱之说大不以为然，在此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夫所谓‘贱妨贵’”，“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凭借母亲的正妻地位做高贵的继承人，可以说这是整个封建社会选择继承人的原则。然而“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柳宗元认为，地位低贱者只要是“圣且贤”，即使妨害出身高贵的人，又怕什么呢?而且还应当把这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同样，“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这里，作者从“择嗣之道”与“任用之道”两个方面提出了选择君主不能以是否嫡出为依据，以族系亲疏、门弟新旧为标准，而必须以是否“圣且贤”为准则的主张。“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这里的“斯”是借代提出“六逆”之说的石碏，柳宗元的意思是说，“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这三条，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意义重大，又怎能放弃这个根本原则，而听从石碏的说法呢?一定要听从这种说法因而使天下大乱，还说这样做是遵循古人的遗训，是不可以的。以上，柳宗元从理论上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为乱的观点给以了驳斥，提出了择君用人应以“圣且贤”为标准的主张。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以世袭制和等级制为核心的“任人唯亲”的路线，一直是维护上层统治者特权利益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是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国家政治混乱的一大祸根。“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固不乏焉”，柳宗元发出如此一番感慨后，随即举出六个典型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批驳“六逆”为乱之说，深入他的择君用人标准要“圣且贤”的论证。
“晋厉死而悼公入，乃理”。晋厉，即晋厉公姬寿曼。悼公，即姬周，晋襄公曾孙。春秋时，晋厉公骄矜自大，杀谏臣，重用贵戚，国内矛盾重重，政治极为混乱。大臣栾书、中行偃杀死厉公，把流亡在外的姬周迎接回来，立为国君，称晋悼公，晋国由乱而治。
“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宋襄，即宋襄公，名兹父。子鱼，即目夷，宋襄公庶兄。宋桓公临死前，嫡子兹父请立他的庶兄子鱼继位，子鱼因不是嫡子，坚辞不受。襄公继位后，昏庸无能。后来与楚国在泓水作战，他不听子鱼劝告，讲究所谓蠢猪式的“仁义“，以致坐失战机，宋师大败。宋国大乱。
从这一正一反的历史事实中，柳宗元得出一个结论——“贵不足尚”。“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张禄，即范睢，战国时魏人。穰侯，即魏冉，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兄弟，封于穰，故称穰侯。魏昭王时，范睢出使齐国，被怀疑通齐而遭鞭辱，后改名张禄，逃到秦国，受到秦昭王重用，拜为相，封为侯，原来的秦相穰侯被罢黜。在张禄的协助治理下，秦国日益强大。
“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成，即魏成，魏文侯之弟，曾任魏相。璜，即翟璜，魏国大臣。吴起，卫国人，著名的军事家。魏文侯曾在魏成、翟璜二人中选择丞相，而没有起用吴起。魏武侯时，吴起因受猜疑排挤，离魏去了楚，受到楚悼王的重用，魏日衰而楚日强。
柳宗元从这些历史事实，得出了他的第二个结论——“亲不足与”。
“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苻氏，前秦皇帝苻坚。王猛，苻坚的谋士，后为丞相。樊世，苻坚的旧臣。苻坚任用王猛革新政治，遭到樊世等保守势力的反对，苻坚杀了樊世等旧臣，革新措施才得以推行。
“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胡亥，秦始皇小儿子，即秦二世。赵高，战国时赵国贵族的后裔，赵亡后到秦国充当宦官，深受秦始皇宠信。秦二世时任丞相，专权独断。李斯，战国时著名政治家，后入事秦。李斯在秦始皇时，官至丞相，对秦的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始皇死后，赵高扶持胡亥做了皇帝，诬李斯谋反，将其腰斩，灭三族。胡亥任赵高为相，不到一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不久秦灭。
柳宗元由此又得出了第三个结论——“旧不足恃”。这“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恃”正是作者对择君用人要“圣且贤”的深入论证。文章至此，“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为乱之说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论据翔实，说理透彻，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最后一段，作者不无遗憾地慨叹“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由于“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所以用它“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罕有知圣人之道”者了。这就自然照应了文章开始提到的石碏的“六逆”之说，并指出其流毒之远，危害之深。
从《六逆论》内容看，它是针对《左传》中记载的石碏“六逆”之说，批判了“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提出了任人唯贤的主张。实际上是间接抨击了中唐时期崇尚门第、重视血缘、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世袭制、等级制是封建社会赖以维持的一个支柱，柳宗元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能对此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自然，这与作者的身世经历也是不无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阶级的、思想的局限性，他的任人唯贤的主张仍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对“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为乱给予肯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六逆论》是议论文的典范。
道理论证与事实论证相结合是本篇突出的论证方法。作者通过“贱、远、新”的“圣且贤”，与“贵、近、旧”的“愚”的分析，先从理论上批判了“六逆”为乱之说; 接着，从正反两方面，通过六个典型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得出“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恃”的结论，从而彻底驳倒了“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为乱的错误观点。
层次清晰，结构严整是本文的又一特点。全文由“卫州吁之事”引出“六逆”之说，着重提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何必曰乱”的问题，引起下文对此对行评论。接着通过讲道理，摆史实对以上三者给予了深入透彻地驳斥和批判，同时提出选君用臣要以“圣且贤”为标准的主张。最后指出“六逆”之说不但影响当今，而且流毒后世，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整篇文章行文紧凑，推理细密，合乎逻辑，观点鲜明而清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前人评论柳宗元，称赞他善于作翻案文章。《六逆论》正是这样一篇翻传统观念旧案的文章，从此，我们也可对柳氏文章讲究立意出“奇”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