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儿令  

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是个文武双全之人。他终生为统一中原而戎马倥偬，东征西讨，然而他在鞍马劳顿之间，仍然非常重视对儿子们的教育。 　　建安二十年，曹操攻取汉中后，下了一道著名的“诸儿令”，规范儿子们的行为。“诸儿令”中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命，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以此来告诫儿子们，在儿子们小的时候，他都非常喜欢，但长大后能成材的，才会得到重用。此时，曹操虽然统一了北方，但面临着来自孙权、刘备势力的军事压力，而寿春、汉中、长安正是曹魏进攻退守的战略要地。为了加强对前方的掌控，曹操希望在诸子中选择三位分别监督统率这三个军事重镇。
　　在这道“诸儿令”中，曹操明确规定了对儿子选任的标准：首先是“慈孝”。曹操对诸子提出“慈孝”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其子尚德行，只有以德服人，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前方的有效治理，保持战略优势。其次是“不违吾命”。在举足轻重的前沿战区任命长官，能够坚决服从并坚定地执行命令，遵规守纪，努力实现曹魏的战略目标，必然是最基本的要求。再次是“能善”。曹操重视人才的选拔，推行“唯才是举”，网罗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干的将吏。在这些英才的辅佐之下，曹操终于消灭群雄，统一北方，奠定了曹魏政权的基础。在战略要地选任诸子，无疑也应是熟悉军政事务的杰出人才。 　　曹操选任诸子时，还以法令形式提出与选任标准相配套的“尚德行、守规矩、有才能”原则，既表明他选人用人公正无私，择用贤能，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因偏爱而徇私情，又使诸子之间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官爵，只有德才兼备，才会得到重用。曹操选任诸子的原则不仅体现在“诸儿令”中，他对诸子的日常教育，也有意识地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培养。
　　建安八年，曹操有感于汉末丧乱以来，年轻人不见仁义礼让之风，于是下令地方兴建学校，传先王之道。曹操还特意请来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儿子们的师傅和僚属，以加强他们的道德修养。例如曹丕的师傅崔琰，被曹操赞誉“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此外，还有邢颙、凉茂、邴原、张范、何夔等人，曹操很客气地对他们说，我的儿子不成材，怕他难走正路，想请你们去匡正劝勉他。
　　在这些师傅的教导和辅助下，曹丕能够及时地匡正过失，并且“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建安十一年，曹操外出征讨并州，由曹丕留守曹魏集团的政治中心邺城。曹丕趁父亲不在，多次乔装外出游猎。邺城的安危关系到曹魏政局的稳定，于是崔琰根据政治形势对曹丕进行劝谏。他以出身名门望族的袁绍为例说，袁氏家族虽然富强，但对子弟很少约束。所以袁绍诸子行为放纵，游乐无度，导致哲人君子和勇猛之士都不为袁氏所用。自汉末以来，社会生产破坏严重，民力疲敝，百姓期待君主施行德政，过上安乐的生活。更何况为父者在外亲帅戎马，劳苦征战。在这种情况下，为子者却外出游猎，不仅让大家痛心，也会让为父者倍感失望。因此，崔琰要求曹丕“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曹丕接受了崔琰的规劝，不再游猎，并注重修养德行。
　　曹操还通过言传身教培养诸子的节俭美德。汉末战乱频仍，国用不足，物资匮乏，于是曹操提倡俭朴，严禁淫奢。他所使用的器物不涂丹漆，帷帐屏风坏了则修补后继续用，床垫没有镶边加饰，衣被也不用锦绣，而且反复拆洗缝补，用上十年。曹操患有逆气病，这种病是一种气往上冲而引起头疼的病，经常需要用水浸头。曹操原来用铜器盛水，因为时间久了就会产生难闻的气味，所以改用银制品，却致使他人认为曹操喜欢银器。为了杜绝他人仿效，曹操干脆改为木器。曹操不仅生前简朴，还留下“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的遗令，推行薄葬。
　　在他的倡导下，他的儿子们也厉行节俭。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曹衮“尚约俭”，甚至要求其妻子纺纱织布，形成习惯。曹植、曹衮等兄弟在临终前皆遗命薄葬。 　　曹操常告诫诸子要遵规守纪。建安二十三年，在曹彰征讨代郡乌丸前，曹操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言下之意是，你即使为将在外，一切也要按规矩来，否则，别怪我不讲父子情分。曹彰不负父望，奋勇杀敌，成功平定了叛乱，让曹操很欣慰。
　　与此相反，不守规矩的曹植则让曹操不断失望。曹操本来对曹植寄予厚望，认为曹植是“儿中最可定大事”之人。然而，曹植却任性而行，饮酒不节。有两件事情的发生，导致了曹操对这个儿子大失所望，从此不再重用他。有一次，曹植乘车行驶在专供皇帝使用的驰道上，并打开司马门（天子宫中之门）而出。对于这一无视规矩的举止，曹操大为恼怒。这件事之后，曹操不但失去了对曹植的宠信，“异目视此儿”，而且加强了对诸子的管制，以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还有一次是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围困，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想派他去救曹仁，可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接受任务。曹操之所以放弃立曹植为嗣，而立曹丕为太子，是否遵规守纪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在汉末群雄并起的年代，曹操深知接班人德才素质的重要性。他曾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的感慨，希望儿子们长大后都成为孙权那样的人物，能够继承父兄基业，稳固江东，决不能像刘景升的儿子刘琮那样无能，将荆州拱手相让。他着重从“尚德行、守规矩、有才能”三个方面对诸子进行精心教导，教育的结果是相当成功的。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曹魏的开国皇帝。曹植少而聪颖，文才富艳，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曹衮读书好学，敬慎恭谨，有国士之风。 　　《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这个地方没有长官，谁可以任用？祁黄羊说，解狐可以。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您是问我谁可以担任南阳令，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谁可以担任国尉？祁黄羊回答，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您是问谁可以担任国尉，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结果，这两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获得了国人称赞。孔子听说此事后，感慨道：“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公”的意识，任人唯贤替代了任人唯亲。无论是谁，没有才能是不可以担任公职的。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在“公”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曹操的“诸儿令”所继承的正是以上政治文化传统。本来教育儿子属于私事，不必下一道令，而曹操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他想告诉社会：“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这既是他“唯才是举”政策的彻底贯彻，也是对汉末以后任人唯亲、唯近、唯利、唯钱的用人风气所造成的吏治败坏、王纲不振、社会黑暗的一种反抗。此举不仅培养了曹丕这样优秀的政治家，曹植这样优秀的文学家，曹彰这样优秀的将领，也为社会树立了选人用人的标杆。（点评：卜宪群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