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光武  

译文：
曹子建评论光武帝：武将难跟韩信、周勃相比，谋臣不敌张良、陈平。现在人们谈论这事，也认为是这样。我以为这种说法确实是想赞美光大光武帝的德行，却抹杀了一代俊杰。为什么呢？回顾光武帝的二十八将，下至马援等人，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确切而论，不比高祖时的人差。之所以张良、陈平在前朝能特别显露，这本是因高祖办事比较粗心疏忽，故而张良、陈平在忠诚信义方面得以充分表现，彭越、周勃在外边得以横扫千军。有句话说：“劝人趁早把烟囱改弯、搬开柴草的好人被遗忘，而救火时烧得焦头烂额的被当做上宾。”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像二位开国皇帝当时的情形。光武帝的神机妙算，出自天帝之心，所以运筹帷幄无需他人多虑，许多奇计无需他人提出，于是以计谋相合、意见一致，共同成就帝王大业。光武帝称赞邓禹说：“孔子有了颜回，学生们对他更亲近。”称赞吴汉说：“吴将军勉强符合我的心意，他的勇猛可以有人比得上，而忠心却没有人能赶得上。”跟大臣们谋划大事，常叫马援最后发言，因为马援的计谋常常跟他合拍。这些都显示出圣明君主了解臣下的辨别力。光武帝的优秀将领不比韩信、周勃差，谋臣不比张良、陈平弱，究其原因，是光武帝深谋远虑，有防微杜渐的圣明；而高祖能力粗疏，所以陈平、张良、韩信、周勃才有“奋力扑救”的功劳。

曹植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汉二祖优劣论》，文章对高祖刘邦和世祖刘秀进行了比较。曹植认为，刘邦“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他的德行与名声不匹配，行为不符合纯粹的道义，够不上“完人”的美称。而对于光武帝刘秀，曹植认为他和睦九族，有唐尧似的美称；高尚纯朴，有伏羲似的品质；谦虚纳谏，有周公吐哺似的辛劳；留心民生，有从早忙到晚的勤奋。所以，论功业则突出，比兴隆则事迹优异，讲德行则无短处，说行为则无秽迹，是帝王之中的完人，应该在金石之上铭刻其业绩，以诗书记载其功勋。曹植认为：世祖光武帝远胜于高祖刘邦。
诸葛亮对曹植“世祖胜于高祖”的观点完全赞同，但对于文中所说的“光武的将领难与韩信、周勃相比，而谋臣则逊于张良、陈平”的观点并不认同，因此就写了《论光武》一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诸葛亮在文章一开篇，就对曹植所论提出了反驳，不同意曹植的简单对比，他认为汉光武帝和汉高祖时期的人才，其所处时势不同、所事君主不同，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他精辟地指出：曹植所谓汉光武帝“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的言论，是“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诸葛亮认为，从二十八将到马援之辈，都“忠贞智勇”，不输于刘邦手下的臣子。至于“张、陈特显于前者”，这是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诸葛亮从这些人才所事之君的不同来立论，指出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在于，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的个性不同。因汉高祖“动多疏阔”，使得“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和汉光武帝用人之不同。“曲突徙薪”说的是：古时候有一个人看到邻居家厨房得横行于外”。他以俗语“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来总结汉高祖的烟囱是直的，炉灶旁堆放着柴草，就建议邻居把烟囱改成弯曲的、把柴草搬到远离炉灶的地方，否则有发生火灾的危险，但邻居不以为然。不久，邻居家果然失火了，众乡亲们来扑救，火被扑灭。为了感谢众人，这家大摆酒宴，客人论功排座，那些救火时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在上座，当初建议他“曲突徙薪”的人却并没有被邀请。诸葛亮用这个典故形象地点明了“汉二祖”的才能：世祖刘秀“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就像那位建议“曲突徙薪”的人，早已把危险化解在发生之前，也就是说他因为深谋远虑，知人善任，所以“臣不显功”；而高祖刘邦的才能和谋虑不足，疏于管理，才使手下人有了展示的机会，陈平、韩信他们只好不断地“救火”，这进一步体现了刘秀胜于刘邦的观点。
诸葛亮进而论述了汉光武帝个人才能与其臣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这就是说，在东汉王朝建立方面，是汉光武帝同他所拥有的人才共同发挥才能的结果。
最后，诸葛亮又进一步用光武帝称赞邓禹、吴汉和评价马援的话，来表现他们君臣之间的和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邓禹、吴汉、马援三人都是后来归附汉光武帝的，并非早期追随他的二十八将，而从汉光武帝对他们的评价和任用方面，也足见他的胸襟开阔。诸葛亮关注汉光武帝君臣之间的关系，并将此视为汉光武帝有知人之智的例证，这不仅体现了诸葛亮的眼力，或许也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
结合曹植的文章，品读诸葛亮的《论光武》，我们在感受东汉时期品评人物之风气的同时，更可以从文学家曹植和政治家诸葛亮的评论中，见识刘秀的王者风范。诸葛亮这种以君臣关系的两两比较所得到的结论，不仅在方法论上胜于曹植，而且在思辨的智慧上，也是曹植所不及的。曹植之论光武，文采斐然，不愧“八斗”之誉；而诸葛亮之论光武，则鞭辟入里，更加深刻和到位，实在是智者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