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魏郑公传后  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以其哲深旨远，而流传于后世。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谏诤为已任，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二百余事”。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更脍炙人口。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总会有失误之时，“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贞观政要》卷8《论贡赋》) 故能注重任贤，纳谏。魏征所提“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后因魏征“以谏诤事付史官”，遂触“太宗怒之”。以致对魏征“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以天子的威严而论，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终不能容忍因“纳谏”而提高魏征的身价。曾巩正有感于此，便挥毫写下了《书魏郑公传后》这篇史论。文章以史实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诚信”的观点。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辩驳简捷而有力，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这篇史论，立论明确，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然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于是，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而“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至于“是以谏诤为非美”的认识则更不可取。纳谏不仅有利于“治国”，且有益于后世。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因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所治”与“所不治”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文章以“切谏其君者”伊尹、周公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为贤君”，是因为“其书可见”的缘故。它不仅使后人“知其贤且良”，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而桀、纣、幽、厉、始皇等数君则不然。“其臣之谏词无见焉”，此“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因而使“谏诤之无传”。这便是“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的根由。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结论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起伏有致，事与理互为增色。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既列举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为正面例证，亦举了桀、纣等君王为反面例证;既从为臣的角度谈谏诤，亦以君王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文章条分缕析，反复引证，层层推进。文中叙事、引证、议论环环相扣，理据事而存，事依理而深，使这篇史论达到了“曲尽事理，于平淡中见透辟”的艺术境地。
曾巩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认为世之“大贤者”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其弟曾肇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亡兄行状》)正因为曾巩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必止于仁义，故其抒情写景之作较少，而议论说理之文颇多。曾巩早年深受儒家“民惟邦本”，“民为贵”思想的影响，为官任上常竭力为民消灾除难。正如韩维所云：“其为政，严而不扰，必去民疾苦而所欲者。”(《曾巩神道碑》)因而政绩显著。他一生注重研讨治国之道，关心吏治，对谏诤之事往往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原则。曾巩这些思想除了身体力行之外，在其文章里也多有体现。这篇史论中，作者赞扬了魏征，并明确提出了公开诤谏内容以“告万世”的主张，实际上这是旨在公布封建帝王的缺点与过错。这在当时无疑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或许有了魏征作楷模，又有“兴天下，报国家”之心，(《上田正言书》) 曾巩为“治国”而落笔的勇气也因此而倍增。曾巩的文章往往“皆因事而发”，故内容充实，绝少空谈。本文虽侃侃而论，却要言不烦，语出有据。虽在传后，也并无说教或多余之感。
《书魏郑公传后》是一篇“跋”。“跋”作为一种文体，同“序”实为一类。世称“跋”是写于书后或文后的“序”。“跋”之义“躐也”(《尔雅·释言》)、“蹑也”。(《汉书》)。二者虽基本类似，然内容上略有差别。一般“序”文详，而“跋”文简。本篇“跋”的内容乃属说理文范畴。说理文虽滥觞于春秋，但直至《墨子》问世才可称之为有了真正的说理文。其后又经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游说纵横，辩驳之风大盛，使说理散文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仍未出现过单篇的说理文。时至汉代，才有了由文人作家撰写的单篇说理散文。
唐宋两代则是说理散文创作的繁荣阶段。曾巩的《书魏郑公传后》一文习古而不泥古，以其语言的晓畅、平易、谐美而独具一格。本文的语言在表达上以晓畅、平易为主体，却又处处不失错落变化，抑扬顿挫之韵味。此文第一句：“予观太宗常屈已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作者以家常话式的语言，娓娓而谈，令人感到平易而亲切。文章在批驳谏诤问题上的封建伦理观念时，文字显得平易、晓畅、毫无经学家古奥之气。而逻辑上却深入浅出，引人人理。文中使用了不少疑问句和反问句，如“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虽为常用句式，亦使行文增色。曾巩一贯反对“辞工以害文”，但仍提倡“文辞兼胜”。为使文章“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作文也多讲究语言层次的安排，句式的调配。本文第二段，先用一个疑问句作发问，然后以一个陈述句作回答。段中间又用了一个反问句，后面却不作回答。而后半段仅以两个较长的句子构成，语气盈足而贯通，这就使文章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层次和语调。整段文字语调摇曳，句式多变，显示出曾巩驾驭语言的不凡功力。不仅如此，这篇史论亦讲究语言的音和韵谐。本文第一段，首句较长，二句则短，三句又长，四句则短，尾句最长。长短句的交错使用，便文章产生了一种很强的音律感，读之则抑扬顿挫。文章非常巧妙地将情、事、理融合在这语言的音和韵谐之中。这篇史论虽不是曾巩的名篇，但较好体现了曾文在说理和语言方面的特色。
曾巩的散文不论叙事，说理、抒情皆表现出平易，婉转的风格。他的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与韩愈、苏轼等人相比，曾巩的说理散文似缺乏奔放纵横，能生能扫之气势。以本篇而论，称其行文“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堪为是评。这也是对曾巩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与评价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