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州北水门记  

曾巩虽以文坛大家名扬四海，却一生坎坷，仕途崎岖。既使“慨然有志于天下事”，终因“晚乃得仕”，又“不肯苟合”而空负王佐之材，满腹经纶只能“施设止于一州”。由嘉祐二年 (1057) 及进士第，曾巩便累迁外任。先后转徙太平、越、齐、襄、洪、福、明、毫、沧凡九州。所任或参军、或通判、或知州军州事，无一处不留下政声。其间，虽也有金殿应制，升降品阶的时机，但无论馆阁编校、侍郎都尉、中书舍人，终究是“挺立无所附，”远迹权贵”(《曾巩行状》) 而未起大用。及至晚年，朝廷忙于加官晋爵，怎奈曾子固已为路府州县耗尽了心力，竟于元丰六年(1083) 四月卒于江宁。可叹一代英才，文坛巨匠却将不少时光与精力空酒在艰辛的旅途跋涉之中。然而曾子十年外任，既让九州黎民得福，亦使北宋文苑有幸，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治理州邑、澄清风俗、灭害除患、造福民生的佳话轶闻。其中凡能以文字华章传阅后人的，则多是曾氏大家手笔之佼佼者。即使是记叙州府琐事，品评世态民情，志铭小大碑记的短篇，亦显得朴实自然，简明洁净而精巧隽永。《齐州北水门记》正是其中一篇不奇不崛，文义流畅，笔墨真淳疏秀的叙记小品，唯细读精微，方能体察其味无穷。
熙宁五年 (1072) 曾巩由越州通判改知齐州军州事，至熙宁六年的夏秋间转任襄州，供职不到二年。然而曾子固在齐州的政绩显彰，似为历任九州之首。其中又以除暴平盗，兴修水利两项斐然成就，尤可证其“所治常出人上”( 《曾巩行状》)。《宋史》本传称他“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所谓鉴辟悍强喜攻劫之齐俗，惩豪宗大姓于敛手，以至齐境“外户不闭”; 而“发民浚河“能”括其隐漏”、“省费数倍”; 又“为桥以济往来，徙传舍”，“凡省六驿，人皆以为利”。(均见《宋史》本传) 曾巩在齐州任上尤为地方百姓所爱戴，以至罢职离任之时，“州人绝桥闭门遮留”，曾巩只能“乘夜间乃得去。”(《曾巩行状》) 而曾氏本文所记，正是由他倡议并主持的修建城北水门，以绝水患的始末。
全篇可读为三节。首节申述昔以“荆苇为蔽，纳土于门”而“既弗坚完，又劳且费”，虽防水患而害不能绝; 二节叙记北水门兴筑之经过，称赞水门成而“人无后虞，劳费以熄”; 末节指明水门修筑的时间，工程负责官员以及曾巩亲撰此记的原由与目的。
作为一篇专门记述工程兴筑的史实以刻石纪念的文章，虽并无成法，若在俗手则往往以歌功颂德者多。曾巩此文的运笔之妙恰背其道，以事不夸饰，辞不溢美，事在物在，褒贬自得的行文，将修建水门写得明白详实，层次清晰。作者精于记述，语言质朴，而评论客观又不夹杂己念，使全文顺妥自然，题旨鲜明。本篇在艺术上以巧用对比，自然平实; 举重若轻，意到笔随; 以及首尾一谐一庄相映成趣为其特色，写来游刃自如，令人回味。
曾巩此文叙事写实，很注意水门修筑前后的对比，短文的主要篇幅即用于表述这种比勘之惊人处。而运笔又极简洁平静，虽不直指利弊，实际已暗寓褒贬。作者文思缜密，写来有条不紊，从水门的耗用工料入手，历数其位置形制、治患功用、花费时间、直接效益，主事者之态度，逐一比照。而行文似不着意于“比”字，只是一心记述水门前后的实况实情。先指明所用材料的不同：旧时排水仅用“荆苇”与“土”疏道，其简陋而又不能经久显然，而水门俨然是一规划长远的工程，“买石”构筑，“垒石涯”、“置石楗”，唯“门，扃皆用木”。木石与“荆苇”与“土”差别悬殊，两相比较其优劣已见端倪。继而写旧时唯依“北城之下”自然形成的疏道，“取荆苇为蔽”，“纳土于门”。堵塞门洞以求“蔽”，完全是被动消极的方法，使“疏为门”徒有虚名;而新建的水门，工程设计井然有据，“因其故门垒石为两涯”，扩大和加深了原门洞处之疏道，使其“深八十尺，广三十尺”，排水泄洪的能力亦大大增强。又“置石楗”于水道之中，因势利导、分水巧妙，且能“视水之高下而闭纵之”。在水患面前人已掌有主动权。至此疏道与水门之利弊或已见分晓。这二个对比是本文的笔墨重彩处，文字也简明生动。新水门的设计、位置、构造、“深广”，规模一一说清了，旧疏道的诸项弊端也就个个显露出来。于是水门与疏道防治水患的实际功用也立刻形成鲜明的对照：“荆苇为蔽”、“纳土于门”只能是“以防外水之人”;至于“防”、“蔽”的是否坚实可靠，“外水”是否会由此成灾，作者一概不提。可见旧疏道的防水害，并不能让齐州城内外高枕无忧。至于新筑水门的立见其效：“外内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确是有目共睹。事物的自身说法实在是最有力的。由此，作者更得出不同的结论： 旧疏道必然“既费坚完”，使人提心吊胆，兼以年年相沿旧习，“又劳且费”。而新水门的一劳而永逸，不但使“人无后虞”，更收“劳费以熄”之益，无疑一举多得。作者在文思运笔之中，处处对比，又不特意喧染：语句始终平实、冷静、流畅。写旧疏道语少而不指贬，叙新工程更要言不烦，条理清晰。虽褒扬其事却无一处不是客观如实的记载。描述新水门的机巧处并不溢美，点破旧时的弊端处亦无夸饰。所谓“既弗坚完、又劳且费”、“人无后虞，劳费以熄”二句，是全篇仅有的从字面上涉及修筑水门利弊的评语。作者仍是客观地从水患能否根除，物钱耗费是否加重民力落笔，用词精辟而自然，毫无刻意雕琢之嫌。
所谓旧疏道的徒有其名，治水患用旧法相沿成习，而齐州城的水患终不能根绝;对比于新水门的构筑精巧实用，立竿见影，“人无后虞”。曾巩在布局谋篇时的缜密与匠心，从平实自然的记叙中显现出来。对比手法的效果虽在一种细微的体察之中，但无时无刻不有，给人的印象极深。以水门修筑所需的工时人力而言，作者只明写为一长一短的两句：“用工始于二月庚午，而成于三月丙戌”以及另一句尾的“僦民为工”。实际上洋溢着曾巩对军民上下齐心合力兴筑水门的赞叹。“至是始”三字，虽指筑水门的行动自曾巩到任才倡议、才筹划、才实行，然而“至”字无形中揭示了曾巩之前任对治理水患，大多持敷衍，等待或搪塞的态度。作者笔触看似平实，实际上凡紧要处都暗寓胸臆，论说议评亦藏在字里行间。举如“常取”二字，明指旧习相延，何尝不是点斥历届前任对待水害，总囿于不求根治，劳民伤财的保守与短视。
曾巩的精于叙述，尤以“记”体见长。古人所谓“勘灾、浚渠、筑塘，语务严实，必举有益于民生者，始矜重不流于佻。” (林纾《<古文辞类纂>选评》) 曾氏此文能举重若轻，结构全文时便故意将一件“有益于民生”的水利工程，写的平淡无奇，小而又小。作者原可就旧疏道的“既弗坚完，又劳且费”，与新水门的“人无后虞，劳费以熄。“大做文章。但曾子固对疏道与水门的议论、评价亦不过仅此而已，并不借题发挥。笔下行文力求大事小写，而文中寓意又总是小中见大。“荆苇”、“纳土”，以“蔽”求“防水”，寥寥数语，便将防患水害这件于州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事，只系于一条以荆条、芦苇遮挡，堆土堵门的所谓“疏道”。担戴干系偌大，落在实处偌小，使文章在不知不觉中给予人一种无形的警策。作者常信笔拈来，而“语务严实”，又能坚持文辞“矜重而不流于佻”，无怪乎意到笔随，有潜移默化之功。以“库钱买石僦民为工”为例。曾巩极善理财。他知齐州，倡议并主持兴筑北水门工程，却不借机盘剥百姓，而是以“库钱买石”，取之于民又用于民，理当如此。此处避开“库钱”的收缴与使用这二大关键，轻灵地用“库钱买石”四字悄然地带过，既使短文内容集中，又使与题旨相关的人事，都在字面之外给读者以启迪。所谓“意到笔到”，而意之褒贬又往往是小中见大，别有洞天。可见曾巩撰著“记”体文的笔法，堪称艺术风格中的一绝。
本文以记事写实为主，虽暗寓褒贬，主旨并不在议论。所以曾子固为避免平实自然、简洁明晰容易带来的呆板、枯燥、干涩的弊病，在通篇几乎白描的同时，于文章的首尾巧作变化。用一谐一庄的笔触，使行文有起伏波澜，顿时妙趣横生。这种既庄重又活泼的记述与描写，既紧扣主题，又使全篇由始至终成为一个整体。
短文的主旨是记述北水门的兴筑及其对治理水患的功用。作者一落笔却是描写“济南多甘泉”。“家家有流水”的奇观。宋时齐州治所即在济南，而济南历来以水多名泉而闻名。素有“山川甲齐鲁、名泉甲天下”之盛誉。篇首作者即以浓墨勾勒济南府城的自然水势： 水丰泉多，“名闻者以十数”，以至“酾而为渠，布道路，民庐官寺无所不至”。济南以“泉城”名天下，正得益于水。这段描写堪称铺垫，为水患的形成，指出地理形貌上的特征与原因。至于明确地指出“潏潏分流，如深山长谷之间”，且“汇而为渠，环城之西北”，则说明水门之兴筑势在必行。记叙文易陷于单调无味，而历来“文似看山不喜平”，所以篇首的描写，并非可有可无。作者以生动优美的笔触，丰富了文章的艺术内涵，增加了下文申述水门兴建前后对比的鲜明与信实的依据。起笔即翻波折。“谐”字在先，无疑使全文增添了可读性与感染力。
至于结篇的“庄”，是指曾巩撰记时庄重严肃的态度。作为地方军政长官的曾巩，从倡议到主持兴建直至峻工使用均了如指掌。但文中并无涉及自身的一句褒辞。《曾巩墓志》称赞他每到一州“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后理颓弊，正风俗，皆曲折就绳墨”。可见曾巩守土为官的清廉、志向和政声。作者不没人善。文末注明监办水门工程的曹吏二人名姓。曾氏虽一方之长，却无居功之念，亦可见曾子固落笔的庄重诚恳、记文的信实可靠。“庄”字在后，于平实自然之中。越发体现曾巩的品行与心志。全文以首尾的一谐一庄互映成趣，同时又成为作者巧用对比之法、善于举重若轻的陪衬，读来并无枝蔓游离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