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全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坌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怅然而乐,愀然而归白素焉。
平书闲居,隐几而弹琴。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择辞合句,启所常疑。乃闚鉴整饬,嚼齿先引,推年蹑踵,相随俱进。奕奕然步,膪膪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临,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
乃怒目击势,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后,长乎文武之裔,游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飞翮,垂曲裙,扬双鹐,有日矣。而未闻乎至道之要,有以异之于斯乎?且大人称之,细人承之。愿闻至教,以发其疑。”
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贞,而自以为诚者也?”
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慨然而叹,俯而微笑,仰而流盼,嘘噏精神,言其所见曰:“昔人有欲观于阆峰之上者,资端冕服,骅骝至乎昆仑之下,没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饰;骅骝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矫腾增城之上,游玄圃之中也。且烛龙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钟山之口,不谈曲室之内。今吾将堕崔巍之高,杜衍谩之流,言子之所由几其寤而获反乎?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
阳之精气,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凡耳目之嗜,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听声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过性之所安。故疾疹萌则生不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是以广成子处空同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与永存也。冯夷不过海若,则不以己为小;云将不失问于鸿濛,则无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据,持其无者无执。月弦则满,日朝则袭,咸池不留旸谷之上,而悬之后将入也。故期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于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故复言以求信者,下之诚也。克己以为人者,廓外之仁也。窃其雉经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乱国之臣也。曜菁华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尘埃者,贪冒之民也。洁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诽谤之属也;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诚非媚悦,不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者,颜夷之穷也。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故至道之极,混一分不,同为一体,乃失无闻。伏羲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洿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昔大齐之雄,三晋之士,尝相与明目张胆,分别此矣。咸之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
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伤。吹万数窍,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无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龟之是宝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而无变而未始有之。夫剔言者怀道之谈也,折变者毁德之端也,气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万物之患也。故夫装束马轼者行以离支,虑在成败者坐而求敌,逾阻攻险者赵氏之人也,举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变也哉!夫善接人者,导焉而已,无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关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发而开之,使自舒之。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大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兹客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
于是二三子者,风摇波荡,相视膪脉。乱次而退,蹚跌失迹。随而望之,其后颇亦以是知其无实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
鉴赏
纠错
《达庄论》的思想旨趣在于"达"。魏晋时期,一些玄学家喜欢标榜一种混沌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时人称之为"玄远"。某个人有了这种玄远的精神境界,也就有了"达",能够超越名教而任自然。庄子本来就以"天地与我井生,万物与我为一"为至境,这种精神境界其实也就是玄学家所说的"达"。因此,阮籍的《达庄论》不单是解释《庄子》,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解释《庄子》而理解庄子,追求庄子式的"达"或精神境界。
"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达庄论》借"客"与"先生"对话的形式,介绍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观点。"客"说:"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其真,而自以为诚是也!""客"所坚持的观点,实际是儒家的历来主张,同时也是阮籍早期在《乐论》、《通易论》中的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圣人依据自然之道而设立名分礼法,每个社会成员遵循圣人所修定的原则而行动,即可以使社会整体归于和谐与稳定。"客"所反对的庄于的观点,即是"先生"所坚持的观点,同时也就是阮籍在《达庄论》里所要坚持和阐述的观点。这个思想观点细分有三项内容:一是"齐祸福";二是"一死生",或称"齐生死";三是"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也即是《达庄论》下文所说的"万物一体"。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采用庄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齐物"。其中,"万物一体"是阮籍的最基本命题。"齐祸福"与"一死生"所要"齐"的是对象世界的某一个具体方面,而"万物一体"所要"齐"的是以"天地"、"万类"为内容的对象世界的总体,因此,后者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内容上可以说都包容了其他两个方面。"万物一体"的观念,就其自身的内容来说,既是阮籍所理解和规定的一种"万物并生"、"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无差别的混饨的宇宙整体,又是阮籍主观精神上所要追求与最终获得的一种混沌境界,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精神境界所必须经过的途径。"万物一体"作为"齐物"的理论基础,乃是一种宇宙观;作为"齐物"的途径,乃是一种方法;作为意识主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或结果,乃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或精神境界。在阮籍那里,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或者说是一个东西,说它们是三个东西是从不同的侧面而言。审视阮籍的逻辑思路,他主要是通过"齐物"的方法抹除万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所需注意的是,阮籍的《达庄论》虽然号称"达庄",且对庄子的"齐物"思想多有继承,但仍有相异之处。在庄子那里,"齐物"作为方法,它大体上属于本体论的方法。庄子所说的"道"是宇宙的本体,它是个超时空的绝对,而万物万象作为宇宙本体的体现都是相对的。站在相对的层面看问题,宇宙万物可以说是有差别的。相反,站在绝对的层面看问题,万物万象又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阮籍与庄子一样,都旨在通过"齐物"追求一种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但理论的根基并不完全相同。诚然,阮籍的思想也不乏本体论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阮籍的思想基础以宇宙论为主。在他那里,最高的哲学范畴或基本范畴是"自然",而"自然"即是天地万物自身,又指构成万物的质料--"元气",因此,它并不是超越具象的绝对,而是比庄子"道"低一层次、属于器物领域的范畴。同时,阮籍在《达庄论》里虽然以"辩名析理"为特征,但他所说的"理"仍然局限于有名的领域,没有像王弼等人的"贵无论"玄学那样进入超名绝言的领域。阮籍宇宙论的观念,既可以看作是汉代宇宙论的延续,又可以视为是阮籍早期宇宙论观念的遗留。这就使得阮籍的思想,不仅在理论形态上比较简陋,缺乏系统性,而且在思维层次上似乎也低于庄子的哲学及同时代的王弼本体论玄学。
其次,庄子崇尚自然,他称赞宇宙的和谐,欣赏自然之美,主张归真返朴,到大自然中去寻求一块安息灵魂之地。阮籍的思想也以崇尚自然为基本特征和基本倾向,但他不仅对名教或现实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甚至于对于自然的和谐性也不时地流露出怀疑态度。他批评庄子说:"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阮籍的《达庄论》旨在"达庄",然何以又对庄子是如此地不客气?大概在他看来,庄子对于自然有太多的肯定。《达庄论》中说:"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这些话或许就是阮籍所说的"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一个方面的内容吧。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可以暂且不论,但阮籍对于自然的这种怀疑态度,确实在庄子那里是绝无仅见。我们知道,阮籍的后期玄学哲学,正是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之后为重新寻求精神出路的理论表现。按照他的设想,既然在名教中无论如何已经难以寻找一块灵魂安息之地,那么倒不如把自我送到自然中去。可是,照他上面所说,自然也似乎如此令人失望,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灵魂重新陷入一片迷惘、徬徨苦闷之中。如果说,庄子只是在现实中感受到了自我的失落,而在自然中重新找到了失落的自我,那么,阮籍无论在哪里都似乎没有找到一片安息灵魂的乐土。读《庄子》,处处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受,可是读阮籍之文,却处处给人一种压抑、苦闷、窒息的感受,其原因盖由于在阮籍那种似乎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背后始终潜藏着一个痛苦、躁动不安的灵魂。
自然界的失序状态,显然是他那种失和的心灵在理论层面的表征。阮籍的理论与庄子相比,具有更为浓烈的虚无主义的气氛,不仅在《达庄论》是这样,而且在《大人先生传》里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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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达庄论》借"客"与"先生"对话的形式,介绍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观点。"客"说:"天道贵生,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其真,而自以为诚是也!""客"所坚持的观点,实际是儒家的历来主张,同时也是阮籍早期在《乐论》、《通易论》中的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圣人依据自然之道而设立名分礼法,每个社会成员遵循圣人所修定的原则而行动,即可以使社会整体归于和谐与稳定。"客"所反对的庄于的观点,即是"先生"所坚持的观点,同时也就是阮籍在《达庄论》里所要坚持和阐述的观点。这个思想观点细分有三项内容:一是"齐祸福";二是"一死生",或称"齐生死";三是"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也即是《达庄论》下文所说的"万物一体"。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采用庄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齐物"。其中,"万物一体"是阮籍的最基本命题。"齐祸福"与"一死生"所要"齐"的是对象世界的某一个具体方面,而"万物一体"所要"齐"的是以"天地"、"万类"为内容的对象世界的总体,因此,后者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内容上可以说都包容了其他两个方面。"万物一体"的观念,就其自身的内容来说,既是阮籍所理解和规定的一种"万物并生"、"混一不分,同为一体"的无差别的混饨的宇宙整体,又是阮籍主观精神上所要追求与最终获得的一种混沌境界,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精神境界所必须经过的途径。"万物一体"作为"齐物"的理论基础,乃是一种宇宙观;作为"齐物"的途径,乃是一种方法;作为意识主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或结果,乃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或精神境界。在阮籍那里,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或者说是一个东西,说它们是三个东西是从不同的侧面而言。审视阮籍的逻辑思路,他主要是通过"齐物"的方法抹除万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所需注意的是,阮籍的《达庄论》虽然号称"达庄",且对庄子的"齐物"思想多有继承,但仍有相异之处。在庄子那里,"齐物"作为方法,它大体上属于本体论的方法。庄子所说的"道"是宇宙的本体,它是个超时空的绝对,而万物万象作为宇宙本体的体现都是相对的。站在相对的层面看问题,宇宙万物可以说是有差别的。相反,站在绝对的层面看问题,万物万象又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阮籍与庄子一样,都旨在通过"齐物"追求一种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但理论的根基并不完全相同。诚然,阮籍的思想也不乏本体论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阮籍的思想基础以宇宙论为主。在他那里,最高的哲学范畴或基本范畴是"自然",而"自然"即是天地万物自身,又指构成万物的质料--"元气",因此,它并不是超越具象的绝对,而是比庄子"道"低一层次、属于器物领域的范畴。同时,阮籍在《达庄论》里虽然以"辩名析理"为特征,但他所说的"理"仍然局限于有名的领域,没有像王弼等人的"贵无论"玄学那样进入超名绝言的领域。阮籍宇宙论的观念,既可以看作是汉代宇宙论的延续,又可以视为是阮籍早期宇宙论观念的遗留。这就使得阮籍的思想,不仅在理论形态上比较简陋,缺乏系统性,而且在思维层次上似乎也低于庄子的哲学及同时代的王弼本体论玄学。
其次,庄子崇尚自然,他称赞宇宙的和谐,欣赏自然之美,主张归真返朴,到大自然中去寻求一块安息灵魂之地。阮籍的思想也以崇尚自然为基本特征和基本倾向,但他不仅对名教或现实持有激烈的批判态度,甚至于对于自然的和谐性也不时地流露出怀疑态度。他批评庄子说:"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阮籍的《达庄论》旨在"达庄",然何以又对庄子是如此地不客气?大概在他看来,庄子对于自然有太多的肯定。《达庄论》中说:"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这些话或许就是阮籍所说的"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一个方面的内容吧。问题是否真的如此可以暂且不论,但阮籍对于自然的这种怀疑态度,确实在庄子那里是绝无仅见。我们知道,阮籍的后期玄学哲学,正是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之后为重新寻求精神出路的理论表现。按照他的设想,既然在名教中无论如何已经难以寻找一块灵魂安息之地,那么倒不如把自我送到自然中去。可是,照他上面所说,自然也似乎如此令人失望,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灵魂重新陷入一片迷惘、徬徨苦闷之中。如果说,庄子只是在现实中感受到了自我的失落,而在自然中重新找到了失落的自我,那么,阮籍无论在哪里都似乎没有找到一片安息灵魂的乐土。读《庄子》,处处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受,可是读阮籍之文,却处处给人一种压抑、苦闷、窒息的感受,其原因盖由于在阮籍那种似乎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的背后始终潜藏着一个痛苦、躁动不安的灵魂。
自然界的失序状态,显然是他那种失和的心灵在理论层面的表征。阮籍的理论与庄子相比,具有更为浓烈的虚无主义的气氛,不仅在《达庄论》是这样,而且在《大人先生传》里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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