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二十  

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在于认清诗中几个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从第三、四句说起。
“飘飖”一词，出于《诗经·豳风·鸱鸮》。《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这一说法则又出于《尚书·金縢》，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后人于此都无异说，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两样。但阮籍在形容周公忧惧之心的“飘飖”二字底下接上“难与期”三字，则非直咏原来的史实可知，这里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对此表示存疑之意。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这个典故的。
读者应不难想到周公影射何人——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纳贤士的作风，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也有东征的历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但也由于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又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说明他像当年“周公救乱”一样，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鸱鸮》中的“风雨所漂摇”之惑。然而不管他怎样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却是认为“难与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问题是因为曹操决非存心归政于成王的周公。他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周文王的角色。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如萧何故事。次年，策为魏公，加九锡。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进爵为魏王。公元217年，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这时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觉得这出周公辅成王的滑稽戏不必再演下去了，于是纷纷有人前来劝进。曹操却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来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计划之中。历史的发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迹的《金縢》之言，自不能信以为真。
但当代的这位周武王却并非使用武力夺取天下，因为汉室太衰弱了，于是这一次的改朝换代采取了武戏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汉献帝用禅让的名义交出了刘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筹划的目的实现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说明他是多么踌躇满志。因为曹氏上下两代取得政权时没有采取什么粗野的手段，他们都是以圣人的姿态临朝亲政的。
但这样的禅让与原来意义上的禅让毕竟相去太远了。按“禅让”一词，古代亦作“揖让”，《韩非子·八说》曰：“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先秦诸子于此有类似的陈述，认为尧之禅舜，舜之禅禹，都发生在远古时代，那时风俗淳朴，原来的君主确是真心实意地在让贤。只是此风一开，后代那些觊觎权位的人却常是利用“禅让”的名义窃取政权，逼迫主子让出君位了。就在春秋、战国之时，也就多次出现过“禅让”的事件，例如燕国的子之曾用权术诱使王哙让出君位，真的实现了异姓之间的“揖让”。
后代那些充满着奸诈手腕的“禅让”，已经把古代那种充满着光明正大的优美感情的“禅让”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尧、舜、禹之间那种出之于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阮籍慨叹地说“揖让长离别”矣！
曹操为了牢固地控制汉献帝，不让宫廷中再次出现伏后事件，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时还把三个女儿许配给刘姓天子。夫妇好合，“燕婉之求”，这本来是人生的美事，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结合，首先考虑的是有关政权得失的利害关系，所以阮诗在“揖让”“飘飖”之后又接上了“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二句，把婚姻问题和国家存亡之事联系了起来。按“燕婉”一词，出于《诗经·邶风·新台》，用来指称婚姻之事，那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次曹、刘之间的联姻事件随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阮籍引用了历史上的另一个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盖着的悲剧性质。
所谓“赵女媚中山”，本事出于《吕氏春秋·孝行览·长攻》篇，说的是春秋时期通过婚姻而进行的一项阴谋勾当。赵襄子承他父亲赵简子的遗教，谋取代王的国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点，“以其弟姊妻之”，然后“谒于代君而请觞之”，席间杀了代君及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这一事件还记载在《史记·赵世家》中。阮诗误以“代”为“中山”，则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的诗人使用典故时比较随便，还不注意考订的缘故。（参看黄节《读阮嗣宗诗札记》，萧涤非笔记，载《读诗三札记》）
赵女发现自己受了欺骗。她的出嫁与人，只是出于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对于她个人的幸福，没有加以一丝考虑，她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从夫，她的利害得失，已与丈夫的地位结合起来，这时她自然会站在夫家的立场来反对兄弟的逼迫。阮籍的这个典故用得非常贴切。现实生活中的那位“赵女”，已经立为汉帝皇后的曹节，对于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愤异常，站在刘家的立场予以严厉的谴责。《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曰：“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柞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大约要数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对乃兄“禅让”时玩弄的手腕，那种凶恶而又出之以伪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厌恶特甚的了。
什么周公的《金縢》之志，什么舜禹的揖让之轨，在后代历史中就没有出现过。“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这是诗人的感受，也是活生生的现实。
曹女充当父兄的政治工具，从出嫁那天起就并非单纯为了燕婉之情。她与汉献帝的结合，关系到国家的或存或亡，然而“祸衅”终究“不可辞”，原因在于“谦柔愈见欺”。这时的汉室帝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只能为号称“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摆布，叫他们演出什么戏就照本宣科。“萧索人所悲”，何况那些身临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横流”，而敏感的诗人也就“怵惕常若惊”了。
《文心雕龙·事类》篇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阮籍在《咏怀》诗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几件“古”事，它所证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作解释。因为司马氏父子没有把女儿许配过曹氏的三位幼主。
但阮籍写作这诗可也不能理解为只是针对曹氏一家而言。他所抒发的郁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亲身的感受，他对此有切肤之痛。
“揖让”“飘飖”等事，不光发生在汉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现了。司马氏父子俨然是当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重演“舜禹之事”。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给卷入了这一历史事件之中。
权臣的谋取政权，完成“禅让”的典礼，事先总要经过一道封王、加九锡的手续，表示他功烈辉煌，可以继承前朝基业而无愧。公元263年（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而这篇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大作，却是出于阮籍的手笔。这也就是保存在《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父子三人的阴险毒辣，又远远地超过了曹氏父子。阮籍对于这一些政治活动的用意，自然洞若观火。他是非常不愿意干这违心的勾当，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谄媚逢迎如司空郑冲之流却偏要借重他的文章来劝进，阮籍虽想托醉推辞，无奈那些人偏不肯放过，还要派人前来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一气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禅让”大典，但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他对跟前发生、亲身经历的事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
这就可以回到诗的开端来了。“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籍引用《淮南子·说林篇》中的这两个故事，列于全诗之首，抒写他的心情，定下了一个悲慨的基调。人在纷乱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本色的素丝，可以染黄，可以染黑，浮华的外形常是掩盖着本质。世事翻覆，无所定准。自命忠诚的人，却包藏着祸心；进行龌龊勾当时，却穿戴起神圣的黻冕。冷眼旁观的人，既不能退出舞台，有时还不得不前去充当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于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阮籍本是局外的人，与“禅让”双方都没有什么深的关系，也不像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那样想要从中得利，然而世事如此，不由自主，污秽的政治漩涡，硬是把他卷入其中，于是他在诗的结束时沉痛地提出了问号：“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这是发自内心的悲叹：生逢乱世，何以保此沾白之躯？
沈德潜《说诗晬语》曰：“阮公《咏怀》，反覆另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傲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但若掌握住作者思绪的脉络，联系其时代背景，则还是有可能推究其用意之所在。即如这一首《咏怀》诗，似乎迷离恍惚，不可捉摸，然而试作探究，则又觉得章法甚明，每一句话都可以找到着落。只是诗中的寓意大家总是视而不见，原来过去的研究工作者总是有一种成见，以为阮籍乃阮瑀之子，而阮瑀是曹操的僚佐，因此大家都把他看作忠于曹魏政权、反对司马氏父子的坚定分子。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地方，阮籍确是不满于司马氏父子的弄权，同情于曹氏子孙的萧索，但他既未受知于曹氏，也不愿为司马氏出力，用诗中的话来说，他只是一名“嗟嗟涂上士”罢了。阮籍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人，齐物等量，并不忠于一家一姓，因此他既不是司马氏的佞臣，也不去做曹氏的忠臣，后人硬要把他归入曹魏阵营之中，有些篇章也就难于作出解释了。
阮籍“本有济世志”，对自魏明帝起的腐败风气甚为不满，这在《咏怀》诗中有所发抒，前人也已指出，但他对曹操、曹丕加以抨击，却是从未有人想到过。其实阮籍持有这种观点也是容易理解的。《晋书》本传上说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以想见，他对当代那些逐鹿之徒不会看得比“竖子”还高明的。“竖子”之中，也可以包括曹操父子和司马懿父子。
阮籍眼界开阔，好作哲理上的探索。他在《咏怀》诗中的见解，统观古今世交，洞察当前人情，因而悲愤郁塞，歌哭无端。钟嵘《诗品》评其诗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也就点明了《咏怀》诗的特点：言虽浅近易晓，然而寄托的理想，抒发的感情，却是俯仰今古，感喟莫名。
古往今来，在君权的争夺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使他感到由衷的厌恶，于是他设想有那么一个社会，没有君臣之别，没有强弱之分，大家都能顺其自然，尽其天年。《大人先生传》中形容这种无君的社会是：“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这种政治理想，正是他在多次经历了“周公见志”“舜禹揖让”之后才提出来的。

《咏怀·杨朱泣歧路》是魏晋时期社会名流“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由于当时作者深受司马氏政权控制，所以在本诗中以受困的杨朱、墨子自喻，表达出不随心意、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