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序  

让我尝试议论一下这个问题吧：《毛诗序》上说：“《诗经》有六义：第一叫做风，第二叫做赋，第三叫做比，第四叫做兴，第五叫做雅，第六叫做颂。”至于现代的作者，跟古代大不一样。赋本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表现手法，现在却发展成为用“赋”命名的独立文体。荀卿、宋玉率先标明创作赋体，贾谊、司马相如跟在后面继续发扬。从此以后，这类作品源远流长确实繁富。描写城市园囿，有张衡《西京赋》和司马相如《上林赋》这样的作品；劝戒帝王不要沉湎游猎，有扬雄《长杨赋》《羽猎赋》一类的创作。如果论起那些记一事、咏一物，寄兴风云草木和鱼虫禽兽之类的作品，推广扩大其题材，就不能一一尽述了。

又有楚国诗人屈原，心怀忠贞，志行清正，因为楚王不是从善如流的国君，臣下所进献的忠言他听不顺耳，屈原为国家百姓深谋远虑，却反而被放逐在湘水之南。刚直忠正之心已经遭到伤害，抑郁不平的感情无处申诉，面对江水产生投江报国的决心，行吟泽畔面带憔悴的神色。骚人的作品从此兴起了。

诗歌，是心志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现，感情在内心激荡而表现在语言上。《关雎》、《麟趾》是端正初始之道的表达，《桑间》、《濮上》是亡国之音的流露。所以《诗经》的正道，光彩照人，值得鉴赏。自从汉朝中叶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又渐渐不同了，有韦孟退居邹地讽谏的诗作，有降将李陵“携手上河梁”这样的篇什。四言诗和五言诗区分开来，又产生了少则三字、多则九字的诗歌，各种诗体一齐出现，像分镳共驰的马车一样同时并起。“颂”是用作歌功颂德、赞美成功的体裁，从前尹吉甫有“穆若清风’那样的赞辞，季札有“至矣哉”那样的赞叹。抒发感情形成诗歌，正如上面所说风雅和韦、李的诗歌；总括成功形成颂体，也就像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季札的作品了。其次，“箴”是为弥补过失而产生的，“戒”是由于辅佐君王纠正其过失而出现的；“论”要求剖析事理精当细微；“铭’要求叙述事情清爽温润；赞美寿终的人，那么就产生厂“诔”；为画像题辞，那么“赞”就兴起了。又有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哀文等类文体，“答客”、“指事’之类作品，“三言”、“八字”一类文辞，还有篇辞引序、碑碣志状，各种作品像蜂一样成群涌现，新老文体的发展呈现错综纷繁的局面。就好像埙和笙虽是不同的乐器，但都能发出动听悦耳的乐曲；黼和黻虽然色彩各异，但都能成为美丽悦目的珍品。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文体，作者的各种情致意趣，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我在监国抚军之余，平日有许多空闲时光，广泛阅读各类文章。总是眼睛在浏览，心里在默想，一读就是老半天，竟然没有倦意。自从周、汉以来，年代久远，朝代经历七个，时间超过千年。这期间词人才子誉满文坛，他们才思敏捷，铺纸挥毫，文章多得充满书套。如果不删除其糟粕，采集其精华，要想事半功倍，多半是很困难的了。至于周公旦撰写的那些典籍，孔尼父编订的那些书籍，能跟太阳、月亮一起高悬空中，能与鬼神较量深奥玄妙，它们是道德方面的准则法式，人伦方面的导师良友，难道可以加以删削，加以剪裁？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大概以表达思想见解为宗旨，并不以善于作文当作目的。所以我现在编纂这部《文选》，略去不收它们。至于圣贤的美好辞句，忠臣的耿直言论，谋士的话语，雄辩家的言辞，像冰雪消融、泉水奔涌一样滔滔不绝，又像黄金为质、玉声铿锵一般文质兼美。人们听说的古代辩士辩于狙丘，议于稷下，高谈阔论，折服众人，鲁仲连的辩才迫使秦军退兵五十里，郦食其的劝说降服了齐国七十余城，张良一连提出八大难题，陈平献出六条奇计，他们的事迹美显于当时，言辞流传千载，大略都已见于典籍，或出自诸子及历史著作。像这一类事迹且又繁富，即使记载在书籍中，但是跟文艺作品毕竟不同。我现在的这部文集，也不收入。至于像那些记事和编年的史书，是用来褒贬是非，记清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的，和文学作品相比也有所不同。像那些“赞论”综合联缀华丽的辞藻，“述赞”组织安排漂亮的文词，因为事情、道理出自深刻的构思，最后表现为优美的文采，所以算得上是文艺作品，我就旁搜博采，选辑入书。远自周朝，下至当代，这些入选的作品总共分为三十卷，取名为《文选》。
大致编排的体例，各按门类集在一起。诗赋二类体制既有多种，又按小类分别排列。每类之中，各以时代先后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