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政疏  

译文：
我听说现在的宗室，古代的王侯，他们所崇尚的都是百姓所观望效仿的，也是改变风气习俗的根本所在。我恭谨地翻查祖辈遗训，发现朝廷用来对待宗室的行为制度，亲近礼遇之制隆重，但是对他们的提防也很多。然而现在的一些宗室，不想着效法祖辈遗训，生活节制、慎行法度来接受天赐的福佑，却丢掉王侯的尊贵身份，争着去求得修道之人的名号，招纳占卜炼丹之人来迷惑百姓。这都是朝堂上想要对君主谄媚示好，来扩张自己的权势，私下里其实邪恶贪财多行暴虐之事，欺压官员，来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不早点稍微削弱他们，假使他们屡屡得志后，就会势力太大，难以驾驭，所说的宗室骄纵就是这样的情况。
人才像木材一样，培养他们关键在于平时，任用他们要发挥他们的特长。平时注重培养他们就不会人才匮乏，人尽其才就可以任用得当。现在国家对于人才，平时未曾留意培养他们，而使用他们又不能让他们发挥各自所长。现在朝廷里人才济济，虽然不可以说无人才，但是天下难道没有有特别才能而隐于民间的人吗? 难道也没有遇到一点过失就永远废黜的官员吗? 我认为那些只要不是贪婪到无德行的人，都可以根据他的才能安排职位。况且还有能力出众可录用的人，却让他们面容憔悴终此一生，实在是太可惜了，怎么可能不缺乏官员呢?所说的百官荒废不尽职就是这些情况。
各地地方官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地方官员贤能与否，有监察考察他们，监察的取舍，由选拔官吏的部门长官来决断。近来对地方官考核不严，地方官对于监察来说，只是一味奉承趋附的人罢了，他们把上传下达、处理文书、政令等公务当作首要实务，把迎合君主意愿当作精明能干，送财物多的官员成为高官，善于谄媚的官员平步青云。按这样形成风气，公正刚直之路堵塞，依照权势的多寡而有不同态度的风气逐渐形成，百姓的利弊，世道的盛衰，有谁会对这些留意呢? 所说的官员作风沿袭不变就是这些情况。
少数民族的祸患，虽然自古就有，然而防御完备，外族就不能侵入。现在少数民族骄横已久，近来尤为严重，有时攻击宣府镇和大同镇，有时深入内地，小入就获小利，大入就获大利。近来皇上奋然向上，激励将士，云中之战于是能够打胜仗，这是振作昂扬的效果啊。然而兵法上说：“不要侥幸依靠敌人不来侵犯，而要依靠自己有应付敌人入侵的充分准备。”所说的边防没有整治就是这样的。
天地供给的财物，都有一定的数目，取用它们有节制，那么就有丰裕;如果取用它们没有节制，那么就会匮乏。现在供养大官的财物，每年数额巨大，皇帝近臣征派勒索，贪欲难以填满，主管农耕的官员多次上奏国库空虚。有句话说得好：“粗不过三寸的管子如果没有底，永远也填不满。”现在天下不是只有三寸而已。所说的财物严重不够用就是这样的。
五种弊端由来已久，并非一日之功，恭请皇上考察国家兴衰的源头，联合国中上下之力，大开纳谏之门，然后按这五种弊端来责令整改，那么人人都会想着发挥自己的特长，而长久以来的弊端就可以根除了，这五种弊端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

张居正（太岳）在嘉靖年间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奏疏。奏疏成时，他不过二十余岁，居翰林院庶吉士之职。时有严嵩、严世蕃专权，高拱地位较低，徐阶一味隐忍，杨继盛直言政弊被嘉靖处以极刑。张居正资历太轻，行为言语皆不够老成，但其不痛不痒的陈辞既没有把矛头指向嘉靖，又没有指向严嵩。此奏疏遂得不到重视。自此以后，张居正便闭口不谈国事。嘉靖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张居正与徐阶过从甚密，而此时严嵩依然在朝廷一手遮天，京师武备废弛，常备卫军不过五、六万人，皆老弱残兵。吏治之腐朽亦前所未有，王室诸公耗资巨费、大兴土木，每年岁入白银有一大半被王氏宗亲占用，官吏所得禄米甚少，遂行腐败之事。张居正屡次向徐阶进言采取急药医之，然徐阶对严嵩依然退避忍让。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岁的张居正提笔写下“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随后又给徐阶留下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他“内抱不群、外欲浑迹”，随后张居正告归故乡，回到了老家江陵，一留便是三年。
主昏臣暗的局面自然导致了言路闭塞，忠言不纳。一是因为政治经验不足，二是因为他离政治的核心还很远，一些内幕还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这并没阻碍张居正上疏言事的热情，他将自己多年来对朝廷问题的反思进行了整体梳理，总结出了几大建议，并形成了自己第一封重要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论时政疏》。
在这封奏章中，年轻的张居正提出当今朝廷一共存在着六大弊病：一、皇亲国戚等宗室过于骄横，贪腐，同时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使得国家不堪重负，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势，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张居正的第一条就指明了宗室的问题，可能和他儿时与辽王的过节有关，不过这种弊病基本上还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并不适合的人占据。三、官员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国防实力太差，北方边境的防备明显不足，鞑靼人随时都可以突破边防四处抢掠，甚至兵临北京；五、奢靡过度，贪腐不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六、朝廷言路闭塞，不能及时获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后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改革弊政。应该说这封奏章还是比较客观的，基本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前的弊政，而且措辞比较和缓，不会引发什么政治争端，可以说是张居正试探性的上疏。
奏章呈递上去之后，张居正开始等待回复，可是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他对此非常失望，原本以为自己的奏疏可以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居正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政治见解能得到认同，却忽略了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这样的政见根本不会引起当权者的注意。而且像他这样的六品翰林，人微言轻。张居正经过反思，终于明白以自己的势力，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有益的变革，要想施展抱负，还是先要有足够的权位。于是他安心工作，没有继续上疏。

写作过程：
《论时政疏》是明朝宰相张居正模仿西汉贾谊的《陈政事疏》而写的政论文。是他中进士后第一篇主动的上书，属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探讨。当时贾谊在西汉虽不得志，但其实后来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的思想基础与大政方针都是在贾谊的政论文里最早提出来的。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时政疏》。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敏锐的政治眼光。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在《论时政疏》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分别是“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陈六事疏》就是在这篇《论时政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上书过程：
张居正提出了建议，但是毫无反响，他知道时机还未成熟，只能继续在翰林院里积攒着政治资本。恰在此时，徐阶第一个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提携他。张居正对徐阶的看重非常感激，不过他还是更希望靠近严嵩，毕竟严嵩是内阁首辅，是眼下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大臣。有了他的器重，自己就可以在仕途之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就在张居正一门心思要为自己将来的晋升铺平道路的时候，一件事关重大，让无数百姓罹难的祸事悄然降临，这件事让张居正看清了严嵩寡廉鲜耻的真面目，他对严嵩彻底失望了。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的起因是鞑靼人与明朝之间几百年来的恩恩怨怨。当年朱元璋揭竿而起，率领几十万农民血战多年，终于由大将徐达攻下了大都，把统治中原的蒙古人赶回了北方草原。末代帝王元顺帝逃到草原后，尝试过中原花天酒地生活的蒙古贵族当然渴望可以回到富庶的中原。洪武后期，蓝玉的北伐使得元朝皇帝的权威尽丧，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元朝开始分裂，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蒙古正式取消了元的国号，不久分裂成三块，一块是元朝皇帝后裔所在的鞑靼，一块是位于西部的瓦剌，另一块就是投靠了明朝并成为其藩属的兀哈良。后来明成祖朱棣又多次北伐，重点打击鞑靼，使得鞑靼衰落下来。
明成祖死后，国力逐渐衰退，无力继续北伐，改攻为守，于是北方边境出现了一系列要塞，其中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九处要塞最为重要，被称为“九边”。“九边”中又以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处最为重要，所以长年驻扎有重兵，严防死守。
鞑靼衰落后，瓦剌趁机强大起来，曾经一度吞并了鞑靼，打败了兀哈良，基本统一了蒙古。随后进犯明朝，在土木堡包围明军，俘虏明英宗。不久瓦剌挟英宗进攻北京，所幸于谦等人击退了瓦剌，大明王朝才得以保全。之后瓦剌出现内乱，实力逐渐衰微，鞑靼趁机再次复兴，脱离了瓦剌的控制，并逐渐强大起来，又开始多次进犯边境，双方多次作战，互有胜败，可是双方都没有消灭对方的实力。可是就像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提到的那样，大明王朝的边备已经严重废弛了，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历史意义：
生长于社会底层而深知时艰的张居正，是怀抱着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志向开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进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读书说》，明确表白了自己的为学宗旨和政治抱负。嘉靖二十八年，他给世宗皇帝上《论时政疏》，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血气壅阏”，并非无法救治；而所谓“血气壅阏”指的是世宗长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与宦官宫妾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处于瘫痪状态。所以，他认为世宗帝如再不励精图治，“广开献纳之明，亲近辅弼之佐”，使“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国家政治则将病入膏肓，虽有良医扁鹊也无可挽救。隆庆二年（1568），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给穆宗皇帝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他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为六大急务，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如果说他嘉靖年间所上《论时政疏》着重于列举时弊，从“内圣”方面要求世宗帝励精图治，那末，隆庆年间所上《陈六事疏》则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点要求其解决六大急务以刷新政治。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以儒家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只顾追求个人的腐化享乐，而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种政治积弊及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其病根乃在于封建专制权力机构功能的严重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