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事疏  

译文：
听说帝王治理天下，有根本，有急务。正心修身，登基作为万民的表率，这是想办法治理国家的根本。审时度势，改革使民众安定，这是匡救时弊的急务。根本虽然已立下，然后却不能改革以良好的治理，就像琴瑟不调，不解开而更换琴弦，则无法奏乐。称颂我皇上，登基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念念以敬畏上天、效法祖宗为心，以节约钱财、体爱百姓为务：治理国家的根本已经立下了。但近来在风俗人情上，累积了很多习俗，生出了很多弊病，有颓废萎靡不振作的趋势，有积重难返的苗头，这不稍加改革变化，恐怕无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统一天下人的心志。臣不考虑自己的愚陋，日夜思虑，谨就适应当今时期的六件事列出来向圣上请示，以备皇上采纳选择。臣又自己思量，幸好得到了经典和方法，遇到了圣明的君主，充个数进行辅佐，早晨晚上与同事诸臣，恭敬和谐，凡是看见什么，都可以随着公务献纳忠心，似乎不必更有建议主张。但臣很愚昧，看见皇上有必要作为的志向，有源深的胸怀静默不语，臣下不能仰视；天下都有愿意有良好治理之盛世的心愿，而旧习俗因循如以往，不知道最终会怎样。所以敢不避举动，畅所欲言的陈述，只是期望宣扬圣上的大德而让众人都有一样的心志，没有别的。俯伏乞求圣上仁慈地垂顾鉴察，赐下命令施行，天下都值得庆幸，臣子值得庆幸。逐项开列：
一、省议论
臣听说天下的事儿，考虑贵在详尽，实行贵在努力，谋划在于众人，决断在于独立。汉臣申公说：“治理不在于多言，而在于实行得如何。”臣看见近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者在一件事儿上，甲说这事儿可以，乙说这事儿不成；或者对于一个人，早晨将他称颂为伯夷，晚上把他贬低为盗跖；或者前后相违背，或者诋毁、赞誉自相矛盾，是非混淆于唇舌，任用舍弃取决于喜爱或恨恶，政事很多都非常纷乱且变来变去、没有条理。还有就是每当看见总督、巡抚等官员，刚到一个地儿，就按照惯例上折子，或者随便地说些事儿，或者换掉一些官员，文辞上攀比自己的事工，看的人每次都被他的言语迷乱，不是说“这人有才能”，就是说“这人能担任大事”。其实刚刚到任，地方上的优点和弊病，怎么会都知道呢？下属官员是否贤能，怎么能都洞察呢？不过是收集听取于众人之口罢了。读他的文字辞藻，虽然好像很华丽，探究他文章的主旨却模模糊糊没什么效用。时间一长，可能连他自己说的什么都忘了。就像去年，皇上以胡虏外贼内犯的事情，特命朝廷官员共同商议防御胡虏的对策。当时大家的言论充满了朝廷，各种对策都提了出来，到如今都快一年了，他们说的那些真的都施行了吗？所施行的，真的有实际效果吗？又比如蓟镇的事情，最开始的建议者说“我要怎样怎样”，当事人也说“我要怎样怎样”。多少时候，为将的不亲睦，做士兵的军队里喧哗，各种论调都出来了，错误的言论接踵而至，于是议论完了去练兵的人，又乱七八糟的了。
臣以为一件事儿没有全是坏处的，也没有全是好处的，一个人有长处，也有短处，重要的是权衡利害的多寡，酌量长短的适宜，委任他们使其各自负责，使他们互相帮助互相补足。开始的时候计划思虑还没有详尽就因人们说的话而急忙施行，到后来则不能坚定的持守，又因为别人说的话而急忙停止，加上由于喜爱或厌恶互相攻击，各种意见横出，谗言委婉刺中，飞语流传耳畔，找都找不到来源，听的人无法胜过这些的迷乱，所以人都因怀疑而生了异心，时不时看见欺诳诈惑，白白的浪费年岁，看不见成功的希望。话说，“指点议论的多了会扰乱人的审察判断能力！”这是当今最大的弊患。俯伏期望皇上从今以后，振奋精神治理国家，主宰变化的枢机，扫除无用的虚浮言辞，力求身体力行的实际果效。要做一件事儿，必须在开始的时候审察，务必追求妥当，计划思虑已审察好，就果断的施行，就像唐宪忠讨伐淮蔡，虽然各方都阻止他这样做，然而却一直都没有被他们所摇晃。要任用一个人，必须在开始的时候审慎，务必追求与职位相应，既然得到了这个人，就相信并任用他，就像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参他的谤书装满了箱子，然而却一直不为所动。再请皇上下诏叮嘱部院等衙门，今后各自应该体贴朝廷一切简化、崇尚务实的心意，所有奏章，务必按照简明扼要的原则写，无论是正确错误还是可以不可以，明明白白的直接说，不要彼此推脱净说空洞的虚言。他们的大小臣工，也应该各自秉持公义，持守正理，以诚心正道彼此相处，以勤勉修习分内之事为要务，从刻薄改变为厚道，追求实质省去繁文，则各种治理可以复兴，风俗可以变化。跪伏乞求圣上裁定。
二、振纪纲
我听说君主管理他的臣子，就是奖励与惩罚、任用与舍弃罢了。想要找到任用舍弃奖赏惩罚的平衡点，在于综核名实罢了。我每当看见朝廷想任用一个人的做事的时候，（吏部）就要感叹缺乏人才。我个人认为古往今来的人才（人数与水平）相差不远。君主使用着任用、舍弃、给予（权利）、夺走（权利）的大权，来驱使天下的有才之士，（若是这样）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界上没有贤才啊！”我并不相信。这只是因为名声与实际未能用心考核，选择人才没有仔细选择精英，所用的（人才）并非用在了急需的地方，（对于人才）他们取得的不是他们想要的，这样，士人的爵禄并不丰厚，而一些官员心怀侥幸，牛与千里马一起拉同一辆车，二者都会疲惫不堪，滥竽充数的人混在乐队中一起演奏根本难辨工拙，（朝堂之上）才子与愚人都不缺少，政事怎么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请求简略的概述一下。就像武器一定要试一下才能知道它是锋利还是滞钝，马一定要骑过才能知道它是劣马还是好马。可现在用人就不是这样的，说这个人有才，不去用处理一定的事务去试验他，把政事交给他，不去再考核一下他办事的成果，到了事情败坏的时候，又未必可以明确的证实他的罪过。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而大言无当的，凭虚张声势窃取名誉；超群脱众的，被说成不合时宜，溜须拍马一味奉承的则用假象欺世盗名。有的人虽有可以被委以重任的才干，却因为身份卑微而被忽视，淹没在茫茫人海中，而才学平庸的却因为有虚名而备受尊重。有的人只做好了一件事就将它作为终身炫耀的资本，有的人只做错了一件事就终生在众人的议论指责中度过。更严重的是，官员任职期太短，（朝廷）不追求（官员的）政绩。更调过于频繁，转任实在太快，对待干部拘泥于讲资格，因而对他的诋毁赞誉都未必与事实相符。而且最近又有一种风气，士大夫一定声称，放下他的本职工作，而想一些他人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是多思多虑，建议与上书连篇累牍，但看他的本职工作，反而感到迷茫而不知所云。主管钱粮的官员不核对出钱放粮的数量，管理刑罚的官员不知道法律条文，官员不恪守自己的本职工作，事情怎么能做成？凡是此类都可以说是名不副实的。都像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怎么能升迁，而文武百官各司其职的场面怎么能看得到？所以我浅薄愚妄的以为，世上不缺少有才之士，而是缺少任用有才之士的方法。若能掌握这个方法，天下贤才任皇上挑选，皇上只要想要就能挑出适用的。我希望皇上您能慎重任用人才，重视爵位与赏赐的的合理度，用人一定要仔细考核他的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才，对江山社稷的有功之臣，哪怕是千金之赏封侯之印都不要吝惜，无功于国的人，哪怕一个微笑，一件破衣都不能轻易赏赐。还要乞求陛下能够命令吏部，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副其实。依照祖宗旧例，凡是京官三年期满，地方官六年期满，都不可以随便连任，滥施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语，作为考核储备，如果功过不显著，不至于进行赏罚的，乞求将诰命、敕令、勋爵、阶品这些斟酌考量之后给与，稍稍做一些变动，表示激励或劝勉。至于用舍进退，统一以功实为标准，不要被声名迷惑，不要全都拘泥于身份地位，不要因外界的诋毁或者赞誉而动摇，不要掺杂自己的主观好恶， 不要凭一件功绩概括他的一生，不要因一件过错忽视他的大节。在京城各个衙门的副职，必须量才录用，平时他应该恪尽职守辅佐长官，长官一旦空缺，就要用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其他官员，办事明理老练，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九年任满也应由吏部主管着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较低品级的可以直接调用，各处巡抚在这个地方治理的很好，时间久了就在这个地方增加俸禄，不必要再调到其他省了。分予审查主管官员，就像做参议的久了可以升迁为参政，从事久了可以升为副使，不必在各部辗转徒增麻烦，如此这般，官员有专门的部门职业，事情可以要求成功，而且也不必担心人才的缺失了。除此之外有我没有说到的部分，也请皇上在主管部门下敕令，悉心请求（让相关部门）分条陈事。跪伏乞求圣上裁定。
三、重诏令
我听说君主是掌管法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的法令并且把它传到百姓之中的人。君主不掌管法令就没有威信，臣子不能执行君主的法令并传达到百姓之中就没有制度，这是会导致很大混乱的方法。我翻看以前的法度，发现凡是各个衙门递送的奏折，中央部门审阅之后前来（向皇帝）说明的，一定是紧急关键的事情，重要的事务。中央部门知晓的事情，即使可以稍微迟一些，也一定要符合处理事情的准则。有些关系到各自地方的百姓生活的好坏，这个部门应该自己去衡量考虑事情的重要与否，依照这个顺序向君主递呈文书。另外有君主出于内心，特意传下旨意的事情，又和平时的不一样，更应该提升到首位来依旨执行，确保事情不会堆积到一起。君主的命令，就要像风和雷霆一样，如果风不能够刮动或者雷霆不能够击落下来，那么创造化育的时机就会停滞下来，天地的作用就会停止。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朝廷下发的命令诏书，大多废弃不再推行，抄写到各部门，就任凭它停留耽搁。或者已经写上遵从君主依准，全部当做旧纸，禁止的不能够停止，法令不能够执行。依照下达的行文的旨意，应该判决和汇报的事，各个地方的官员特别迟缓怠慢，有数十年调查一件事却完不成的，档案累积堆杂，多数都被淹没掉，和证据相关的人，多数都已经死去，时间已经很久远，事情大多都失去了真相，就让犯人最终逃脱法网。国家有不能实行的法律，无处申诉的沉冤说给自己，百姓心中藏着不能洗刷的冤屈，对错凭靠什么明晓？赏罚凭靠什么恰当？希望您命令下属部、院等部门，凡是大小事情，已经接受了命令，需要在几天之内，立刻做出回复，如果明白清楚，很容易了解的事情，就应该根据法律分析判决，不要只是推诿对待，依照商议来处理，最后导致事情耽搁延误。其中有需要一起进行商议、判别、考察、向君主上书汇报旳事，根据路途远及，严格确立下限定日期，指令他们加紧向君主说明报告，这个部门设置登记簿对事情进行记录注销，如果有超出限定日期而不进行报告的人，依照事实调查参劾，治他违反规定的罪名。吏部就按照这个考察官员是否懈怠懒惰，把它作为是否贤能的判断标准，这样众人想着尽到自己职责，然后事情不会拥堵停滞。跪伏乞求圣上裁定。
四、核名实
我听说君主管理他的臣子，就是奖励与惩罚、任用与舍弃罢了。想要找到任用舍弃奖赏惩罚的平衡点，在于综核名实罢了。我每当看见朝廷想任用一个人的做事的时候，（吏部）就要感叹缺乏人才。我个人认为古往今来的人才（人数与水平）相差不远。君主使用着任用、舍弃、给予（权利）、夺走（权利）的大权，来驱使天下的有才之士，（若是这样）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界上没有贤才啊！”我并不相信。这只是因为名声与实际未能用心考核，选择人才没有仔细选择精英，所用的（人才）并非用在了急需的地方，（对于人才）他们取得的不是他们想要的，这样，士人的爵禄并不丰厚，而一些官员心怀侥幸，牛与千里马一起拉同一辆车，二者都会疲惫不堪，滥竽充数的人混在乐队中一起演奏根本难辨工拙，（朝堂之上）才子与愚人都不缺少，政事怎么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请求简略的概述一下。就像武器一定要试一下才能知道它是锋利还是滞钝，马一定要骑过才能知道它是劣马还是好马。可现在用人就不是这样的，说这个人有才，不去用处理一定的事务去试验他，把政事交给他，不去再考核一下他办事的成果，到了事情败坏的时候，又未必可以明确的证实他的罪过。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而大言无当的，凭虚张声势窃取名誉；超群脱众的，被说成不合时宜，溜须拍马一味奉承的则用假象欺世盗名。有的人虽有可以被委以重任的才干，却因为身份卑微而被忽视，淹没在茫茫人海中，而才学平庸的却因为有虚名而备受尊重。有的人只做好了一件事就将它作为终身炫耀的资本，有的人只做错了一件事就终生在众人的议论指责中度过。更严重的是，官员任职期太短，（朝廷）不追求（官员的）政绩。更调过于频繁，转任实在太快，对待干部拘泥于讲资格，因而对他的诋毁赞誉都未必与事实相符。而且最近又有一种风气，士大夫一定声称，放下他的本职工作，而想一些他人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是多思多虑，建议与上书连篇累牍，但看他的本职工作，反而感到迷茫而不知所云。主管钱粮的官员不核对出钱放粮的数量，管理刑罚的官员不知道法律条文，官员不恪守自己的本职工作，事情怎么能做成？凡是此类都可以说是名不副实的。都像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怎么能升迁，而文武百官各司其职的场面怎么能看得到？所以我浅薄愚妄的以为，世上不缺少有才之士，而是缺少任用有才之士的方法。若能掌握这个方法，天下贤才任皇上挑选，皇上只要想要就能挑出适用的。我希望皇上您能慎重任用人才，重视爵位与赏赐的的合理度，用人一定要仔细考核他的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才，对江山社稷的有功之臣，哪怕是千金之赏封侯之印都不要吝惜，无功于国的人，哪怕一个微笑，一件破衣都不能轻易赏赐。还要乞求陛下能够命令吏部，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副其实。依照祖宗旧例，凡是京官三年期满，地方官六年期满，都不可以随便连任，滥施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语，作为考核储备，如果功过不显著，不至于进行赏罚的，乞求将诰命、敕令、勋爵、阶品这些斟酌考量之后给与，稍稍做一些变动，表示激励或劝勉。至于用舍进退，统一以功实为标准，不要被声名迷惑，不要全都拘泥于身份地位，不要因外界的诋毁或者赞誉而动摇，不要掺杂自己的主观好恶， 不要凭一件功绩概括他的一生，不要因一件过错忽视他的大节。在京城各个衙门的副职，必须量才录用，平时他应该恪尽职守辅佐长官，长官一旦空缺，就要用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其他官员，办事明理老练，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九年任满也应由吏部主管着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较低品级的可以直接调用，各处巡抚在这个地方治理的很好，时间久了就在这个地方增加俸禄，不必要再调到其他省了。分予审查主管官员，就像做参议的久了可以升迁为参政，从事久了可以升为副使，不必在各部辗转徒增麻烦，如此这般，官员有专门的部门职业，事情可以要求成功，而且也不必担心人才的缺失了。除此之外有我没有说到的部分，也请皇上在主管部门下敕令，悉心请求（让相关部门）分条陈事。跪伏乞求圣上裁定。
五、固邦本
我听说帝王的治理，想要抵御外敌一定要先安定内部。书上说人民是一国之本，根基牢固了国家才会安定。自古以来（王朝）最盛时，虽然不能说没有夷狄盗贼的祸患。只要百姓安居乐业，家家户户（的钱粮）供给足够，那么即使有外敌进犯但国家根基深厚，自然不用担心。但若百姓忧愁困苦想要生变，民不聊生，此时夷狄盗贼趁虚而入。大概安居乐业的百姓喜欢仁义，生活不好的老百姓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必然的。皇上刚刚即位，首先下了免除赋役赈济饥贫的诏令，黎民百姓欣喜兴旺，将要急切的开始新的生活。去年因为是元年，国家减少一半的赋税，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四个御史分道监督收税，三位督御史清查整理仓库，这虽然是补缺国用的权益之计，但有的百姓受不了这种搜刮，我近日听取了地方官的议论，都说这事情很难办，因为各位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亲眼目睹百姓的穷苦，又没有另外的办法（收到这么多赋税），只好把地方的官库储存调到京城以备国用。这导致了各省省库空虚，遇到水灾旱灾，眼睁睁的看着百姓冻饿至死却无法赈济，两广的军队提供的粮饷支出很多（国家）却无法支持，这是因为国用没有充实但元气已经被消耗很多了。我个人认为国家的生财之道，既在于官员又在于民众，只有掌握这种方法（找到官需民需的平衡点）才可以。就好比说一个人，禀性天赋的强弱自有定数，善于养生的人会约束自己爱惜自己，不因为嗜好与欲望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些都足够祛病延寿了。往昔汉昭帝即位之时，承接汉武帝年间的多事之后，国家损耗严重。霍光辅佐他用节俭省用的方法，让民众休养生息，施行几年之后，百姓安居乐业，国用于是就足够了。然而与其想方设法征求赋税，向存粮有限的百姓征税来使百姓劳苦挨饿，怎能比得上留意省俭，在自己的生活合理开支可以维持的情况下对百姓更宽厚一些呢？皇上即位以来，凡是那些斋蘸仪式，大兴土木之类的奢侈而不必要的开支都停止中断了。即便是大禹那样的克勤克俭都不过如此。可是我认为矫正错误一定要超过一定的限度（指这件事情的紧迫性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矫枉过正），否则在人民穷困，国家财富消耗殆尽的时候，如果不立即坚定的节省，恐怕就无药可救了。跪请皇上轸怀人民的困难，加固国之根本，凡是不急的工程，没有益处的大肆征办，一切都应停止。您自己则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还要乞求陛下下令吏部，谨慎的考虑有才干的官吏，让他们善待黎民百姓。考察（这个地方的）太守、县令是否贤德，要将严于律己，公正廉洁与实心爱民纳入考量范围，做得好的作为“上考”（就是称职的意思），尽快给予升迁。那些善于巴结上司，企图升官却对治理百姓没有政绩的，即便有才也最多只能给个“中考”，那些贪污显著的，严格限制追赃，并发配到各边疆管制，自行退赃，退赃完毕后再进行处置。这不但可以惩罚贪官，又可以作为一种充实边疆的方法。再求一道下发到户部的敕令，让他们反思为什么每天都说、在思考财用却依然难以改变国库亏空的现实，这些弊端在哪？现在的新举措根据的是什么原则？当今世风奢侈糜烂，官民穿华服，造豪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再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偷税漏税（花分：花分钱粮。诡寄：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到他人名下），依仗强势不缴纳田粮，将田赋征粮的重担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再加上地方官弄虚作假，欺负贫苦弱小的民众，奸人渔利，有名无实。各个衙门的金库里的钱粮，无从调查。假公济私盛行，官吏便容易滋生贪污的心思。上述这些都是严重耗财穷民的事实。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官员并严惩他们，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第一件事，让督御史尽快处理完后就应该令他们回京，此后不应该再有差池，让它重新成为地方的弊病。这些地方的屯监都要派都御使调查，是否应该调回重新安排做其他事。但是指定这个地方的巡抚、巡按细心清查打理这件事情，也请陛下下令户部从长计议，具体上奏，再行定夺。这样之后上下一心只求心境清净，政事杂务简省，安静行事不扰民生，于是黎民便可以休养生息，国家大本便可以获得安宁了。跪伏乞求圣上裁定。
六、饬武备
我认为值得考虑的当今之事里，边防问题最为重要。朝堂之上，这些所应该日夜思虑，谋划的事情，也是边防问题最为紧急。近年来虏贼进犯越来越严重。而边防问题已经荒废了很久。近年来常常因为圣上的诏令，严格管理边防将领，人们心里都要奋发图强。在这时，督、抚将领等官员，都自豪的说得到了人才，而防御措施似乎也已经完备了。但是我认为，敌人就像禽兽一样，如果不重创他们，他们的的入侵行为不会停止。但是打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能轻易下断言，应当理智的考虑图谋，用计策战胜他们。现在的上策莫过于自行治理了，而它的玄机要领所在，就是皇上您能够奋发图强，先定了圣上的志向。您的目标确定了，那些忠诚有谋略的士人就可以为您效劳。现在说起这件事的人都说我朝兵马不多，粮草不足，没有适合做将帅的人才。我认为这三者都不足为患。士兵不怕少而是怕弱。而现在士兵的队伍虽然不多，但是各地的籍贯国家都有，如果能够按着籍贯征兵，查清冒认的现象，随后应该补充军伍，实打实的训练，又怎会害怕没有兵呢？节省下来那些没有用不急需的费用，合并到军费中培养那些能征善战的军队，又怎会害怕没有钱呢？重金悬赏有军功的士人，放宽对文化的限制，伸张将领的权力，那么那些忠勇的人又怎么会不努力进取，我们又怎么会害怕没有将领呢？我所害怕的，就是害怕中原众人没有奋发激励的志向，像以前一样懈怠，玩忽职守，暂且追求苟安。这样哪怕有充裕的钱粮与优秀的将领，恐怕也难以加强边防。所以我希望皇上能够先定下管理的目标与谋划，坚定一定要去完成它的志向，任用有智谋的臣子，恢复实政，不贪图急切的成功，不遗忘应做的事情，拥有成熟的计划，并一步一步谨慎的实行它，不超过五年就不会有边境的盗贼侵犯了。至于说当前防守的措施，没有比选择边官将领，团练乡兵，并防卫墩堡（报警台和堡垒），让民众一起防卫堡垒，在这时选择精锐的士兵，在他们没有防范的时候制服他们。就算盗贼入侵，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这些建议虽然昨天已经在内阁讨论过它的实行，但我依然害怕人心懈怠的时间太久，并以一纸空谈搪塞过去。跪伏请求陛下向兵部下一道敕令，让他们整顿管理各边境督抚，一定要让边关军务实实在在的兴起。等到了秋防结束的时候，要严查有没有实际效果，并大行赏罚。这样边境的各群，就得到了很好的防备，这样外来的盗寇不敢再窥视以等候时机侵略了。在依照祖宗辈的旧例，京城的管制军队里有几十万。现在虽然没有那么多，但也有八九万人，如果让他们都变成训练有方的军队，那有怎么会都没有用处呢？只是士兵骄傲懒惰，法令难以实施，即使春秋操练，都只是有表面文章罢了。我考察古代礼制，还有明朝祖宗辈的旧例，都有举行大阅兵的礼制，以此来仔细的整顿军务，防备意外的出现。现在京城内外，守备单薄，我经常会忧虑这件事情。跪伏请求向戎政大臣下一道敕令，严明军法，设法训练，每年或者是每两年的冬农隙季节（大约3,4月时），请陛下亲自来检查考验军队，一是来检查将官是否贤能，二来看士兵是勇敢还是怯弱。有技艺高超娴熟的，要分别赏赐钱粮，老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进行淘汰更替。这样皇帝麾下就会常有几万精兵，能够掌握兵权并以之来控制政权，而且这一项举动流传下去，皇上着意于武力防备，整顿军事的事情就会远近皆知。这也可以讨伐外来盗寇，消除还未萌生的祸患，是转弱为强的一个机会。跪伏乞求圣上裁定。

在被视为改革纲领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引用了《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在另外的章奏、书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
某些论者据此断言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张居正在评论两广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张居正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即“一以功虚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几个“毋”概括了明代铨政的主要弊端。与实政思想相联系，张居正特别批评了“士大夫务为声名，舍其职业，出位是思”的习气。
不过，综核名实主要是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沟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张居正提出了“重诏令”的建议。他认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这项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立威与立法。为了纠正业已存在的“无法”现象，张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应“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有关部门也应“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这是“考成法”的初步设想，在张居正柄政之后发展成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
关于立威的问题，《陈六事疏》中没有详论。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论时政疏》予以把握。在这份奏疏中，张居正以人的身体类比朝政，认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已八九年不接见群臣，上下暌违，是“血气壅阏之病”。正是由于这一病根，才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起”，具体说来，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从两份奏疏的阐述来看，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
他引用《诗经》中“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这句话，说明“纪纲”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的总枢纽。“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则“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矫正此弊只有“振纪纲”一途。为了回击他的观点所可能受到的指责，张居正特别论述了“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的区别，主张“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张法纪以肃群工”，“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通过从“固邦本”到“振纪纲”的逻辑序列，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已经找到，从而也就明确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针。但是，还有一些妨碍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张居正看来，为害最大的便是“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此最当今大患也”。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给当时的皇帝上了一封《论时政疏》，指出了当时宗亲骄横、财用匮乏、官吏因循守旧等五条政治弊端。当时的皇帝是被海瑞称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不过七品的编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烦的兴趣，他也就比当时说真话的海瑞幸运多了，但上奏的信却石沉大海。张居正感叹现在的乱世“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否则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灾祸。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见识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难求，他很苦恼。32岁的年纪，正值人生的最佳时机，却无法施展纵横，郁闷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没象屈原一样为理想而死，他伺机而动，回家读书，又读了6年！再入朝后，官运出奇的好，官职一升再升，到了隆庆元年二月，已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是正三品的官，关键的是作为大学士，可以入阁议事，也就是进入权力核心。两个月后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礼部的一把手了。几个月后，他给穆宗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所谓六事：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穆宗一一准行。所言六事可谓切中时弊，体现了张的治国主张与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为张居正纵横捭阖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此时的张居正虽已入阁，却并未大权独揽，《陈六事疏》只是他几年后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后，穆宗帝病逝，他的学生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史称神宗。新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尊敬有加，言必称“先生”，经过一番政治较量，张居正成为首辅，位极人臣，万历新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明朝气象为之一新，内忧外患一时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