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  

魏晋之际，是一个玄学日渐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诗歌明显地转向哲理化的时期。何晏作为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仅存的两首《言志》诗，也标志着哲理化的开端。其后，阮籍作为一个重要的玄学家，他的《咏怀》诗把诗歌的哲理化推上了高峰。但是，他们的纯粹的哲学论述，同他们在诗歌中对人生处境所作的哲理性描摹，虽存在共同的出发点，却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何晏与曹魏政权有特殊关系：其母再嫁曹操，何晏遂随母入宫，受到宠爱，又娶公主为妻。齐王芳正始（240-249年）年间，曹魏宗室、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各蓄势力，暗中争权。何晏因其与曹氏的特殊关系，自然地依附曹爽，被任为尚书，一时权势煊赫。但在他内心中，却深藏着危机感。这二首诗运用比兴手法，抒发忧生之嗟，既是他的心理状态的反映，又是由此出发，对人生处境、人的命运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作哲理性的概括。
第一首谈怎样才能“逍遥”即获得自由的问题，这自然令人想起《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的开头是一个寓言：海中的大鱼“鲲”化为大鸟“鹏”，将从北海迁徙到南海。它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高的大浪，而后乘御飙风，直上九万里高空，向遥远的南方飞去。而蜩（蝉）与鸴鸠（一种小雀）嘲笑说：我们鼓翅奋飞，碰到榆树、枋树就停息下来；即使飞不到，也就是掉在地上罢了，干嘛要飞到那么高那么远呢？按《庄子》的本意，大鹏是“逍遥”即绝对自由境界的象征，蜩与鸴鸠，则象征着被狭小的环境所拘囿、满足于卑琐生活的境界。
那么，何晏是怎样看待所谓“逍遥”的问题呢？诗中的鸿鹄即黄鹄（参《说文解字》鸟部及段玉裁注），是一种大鸟，古人认为它能一举千里。《楚辞·惜誓》云：“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可见其飞翔之高远。这个形象同《逍遥游》中的大鹏是相似的。但何晏的思路却同庄子不一样。他认为，鸿鹄并非不会遇到危险，也并非没有忧患之心。相反，正因为飞得高，更容易遭遇罗网，因此失去自由，乃至夭折而死。所以，与其高飞远游而惊惧不安，倒不如同其它凡庸的水鸟一样，游息于五湖（泛指大湖泊），随波逐流，啄食萍草，反可以逍遥自在。这就是说，虽有鸿鹄或大鹏之志，却只能选择蜩与泶鸠之类的生活。这同《逍遥游》的本意恰好相反。稍晚于何晏的郭象注《庄子》，对上述寓言作出如下的解释：物类有大小之分，各任其性，各当其分，便是逍遥，故大鹏之高飞远举，同小虫小雀之拘于一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这一歪曲原意的解说，恐怕就是从何晏那里演化出来的。只不过他把何晏的那一层忧患感也给抹杀了，以便为身在官场的士人作理论上的辩护。
第二首以蓬草与浮萍为喻。先说蓬草离根，便身不由己，随风飘转。海茫茫，道途遥远，蓬草的飘移也永无终极之时（弥，遍、极）。这是感叹人生于尘寰之中，毫无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被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牵制推移，永无休止。然后说但愿如浮萍一般，在小小的清池中获得安宁。可即使得到安宁，也只是暂时的，姑且及时行乐吧，往后的命运，谁也不能预料。这里流露出来的忧患感、危机感，比前一首更为强烈。
对这两首诗，如从表层上说，也可理解为诗人对险恶的权力斗争的忧虑，以及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某种预感。甚至，读者可以指责何晏：既然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又为何贪慕荣华，不能及早抽身，以至最终的惨祸？但仅仅这样来看，很容易疏忽了更深一层的问题。
通常，人们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很容易为自己找到精神上的支撑，即相信自己的行为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表面上的“正义”是很容易得到的，而站在这个立场上，即使面临危险，也不会有过多的忧虑，特别是《言志》二首中那一种无所依附的悲哀。
然而，从玄学的思考来看，就无法拿社会的道义观作为人生价值的保证。何晏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是“以无为本”，它包含了这样的意味：一切纷繁的现象，包括功名事业、德行修养，都只是短暂的、可变的东西，因而不具有真实的价值。只有摆脱各种现象关系的束缚，归复到“无”这个精神本体，才能够实现生命的最高意义。换句话说，“以无为本”就是强调人的无限可能性，要求打破社会规范对人的约制和限定。何晏当然无法以被他否定的价值作为自我安慰。
但是，当人们把自由也就是内在可能性的实现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看待时，必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关系中，自由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后世的人很容易指责何晏，说他本应该早早退出权力斗争的漩涡。然而，以他的身份，以他的社会关系，这一种退出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他愿意退出，也不一定就能够避免危险。尽管人的内在可能性是无限的，然而现实关系对人的约制却又是强有力的。何晏的二首诗，实际是把他的实际境遇，引伸到一个哲学问题：自由的不可能性。阮籍的诗中也常有类似的表述：“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如果说，要求从传统的社会规范中解脱，追求个人自由，是魏晋时代具有深刻意义的新思潮，认识到自由的不可能性（即自由意志永远受到现实关系的限制）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看起来，这两个命题似乎相互柢牾，其实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只是，在何晏、阮籍等人的笔下，前者多作为抽象的哲学问题来论述，后者则多和具体的生活感受联系在一起，在诗歌中用艺术形象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