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奇序  

译文
世间只有拘谨迁腐的老学究，不能同他们讨论文章。他们耳朵听的东西少，眼睛见的东西不多，拿出他们庸俗拘谨的见解，来审察天下文章，难道还会有文章吗？我认为文章的妙处，不在亦步亦趋的模仿和外形相似之中。自然产生的灵感，隐隐约约地出现，不经过思虑而得到，怪怪奇奇，不能形容出它的情状，外物不是在平常情况下可以与它融合的。苏轼画枯树竹石，完全不同于古今绘画格式，就显得更加奇妙；如果拿绘画格式衡量那些作品，几乎全不合格。米氏父子的山水人物画，不用很多思考，简单地描画几笔，形象就逼真地呈现出来；假如让他们有意地刻画，也就难以达到生动传神的境地了。所以绘画这种小技艺，可以进入神妙的境界和表现最高的智慧，如果不是学识贯通古今的人，哪个能懂得这里的奥妙？
我的同乡丘毛伯编选海内奇妙的文章，只有一百多篇，但没有一篇不符合奇妙的标准。有的是书于片纸的短篇，如一寸长的小人、豆粒大的小马；有的像长河巨浪，汹涌澎湃冲毁屋舍；有的像流水环绕孤单的村落，如冬天的乌鸦栖息于古老的大树；有的像烟雾笼罩的野草树木，有的如变幻的流云时为黑狗时为白衣；有的古老得像商周钟鼎文字，以及传说中的《九丘》《八索》《三坟》《五典》等古书，所有天地间奇伟灵异之物，高朗古朴游荡之气，都在这部选集中出现，真是神奇极了！假使文笔不灵通，圣贤之道为之褪色，那都是因为有轻浮的风气在其中作怪。士人如果有志于使自己的文章流传千古，就宁可做狂狷之人，不要做谨小慎微的伪君子，试取毛伯编选的这部书读一读。
注释
1.拘儒老生：指迂阔的书生。
2.鄙委牵拘：鄙薄呆板，牵强僵化。
3.步趋：亦步亦趋，形容事事追随和模仿别人。
4.苏子瞻：即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善绘竹，喜作枯木怪石，存有《竹石图》。
5.米家：指北宋米芾、米友仁父子。米芾被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其画技从董源演变而来，不求工细，画山水人物多用水墨点染的泼墨法，自成一家。子友仁承父法，自称“取顾高古，不入吴生一笔”。画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之称。
6.通人：博览古今者。
7.丘毛伯：丘兆麟，临川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有文名。《抚州府志》卷四八有传。
8.苍狗白衣：形容浮云变幻。
9.丘索坟典：传说中上古之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10.千秋：谓不朽之业，《左传》以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此指立言。
11.乡愿：指乡中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此序当作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家居，作者时年六十二岁。作者有一位同乡友人丘兆麟（字毛伯），毛伯六岁丧父，其母李氏茹苦含辛，教子成立，却于闻登第捷报后二十六日死去。毛伯敏而好学，感佩于母亲恩德。因母亲在祖父患病期间曾多次有奇特心理感应，每当祖父病危或伤重，母亲即使不在场，都会怦然心动，如有奇应。毛伯深信世间必有此类事物存在。为此，他特意搜选天下反映类似事件的文章百余篇，汇成一书，名为《合奇》。丘兆麟深得晚年汤显祖的青睐，不仅引以为同道，也视其为后继，寄有厚望。此序即是为他的《合奇》所作。

文中所谓的“灵气”主要是指趣味和性灵。汤显祖主张发扬作家的自然灵性来驾驭文学创作，“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人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他看来，灵性虽非人人所具，却也不少，“天下大致，十人中二四有灵性”。然而“能为伎巧文章，竞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原因在于“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因而“性近而习远”，个性被时文所磨灭。灵性得不到发扬，不能写出好的文章，所谓“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
汤显祖的这种看法，实源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李贽。李贽在《童心说》中，指出文学创作来自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但是“童心”往往遭受礼教与习俗的遮蔽，“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解决办法只有发掘和激扬“童心”，祛除闻见道理。李贽指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主张去掉积习格套，“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才能达到文学创作的自由境界，“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汤显祖曾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曾有“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之语。他的“灵性”与“童心”大致接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但也存在着细微差异。李贽着眼于自然天性没有本质的不同，凡金矿都含有金子；汤显祖则承认自然天性的高下之别，认为金矿中含金量有多有少。与李贽的去蔽存明主张相似，汤显祖在序中也主张摆脱拘腐之理的限制将此视为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破除流俗的迂腐狭隘之见，其动力源于觉悟者追求特立独行的人格，张扬个性。在儒家礼教与社会流俗势力占据绝大优势的情况下，汤显祖推崇儒家的狂狷者的处世态度，“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此即《论语·子路》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谓的狂者狷者，又与庄子的“畸人”接近。《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云：“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藕于俗。”对此，流俗常人固然视其为怪异乖戾，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常常去之而后快，然而在赞赏者或者同道的眼中，无论狂人畸人，都可以称之为“奇人”。
先有“奇人”，然后才能有“奇文”。汤显祖《序毛丘伯稿》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还赞同唐人“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之语，以为“必若所云，张旭之颠，李白之狂，亦谓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夫不苟为名而又可以时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萧伯玉制义题词》）。因此之故，汤显祖称许乡里后学的丘兆麟，“如毛伯者，世之奇异人也。”（《序毛丘伯稿》），后者所编《合奇序》，也深契他的心意，“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这就不难理解，汤显祖对奇人奇事，何以那么津津乐道了。他赞赏幼时所处的好友，“钟陵饶伯宗仑，临川周无怀宗镐，皆奇士也”，“三人嵯峨蹒跚而行乎道中，旁无人也”（《哀伟朋赋序》），他所不期而遇的友生李超然，亦僧亦侠，颇有战国游士之风。“初弟以僧来见，大似可人。长发章门，便作残僧矣。学书学剑，拓落无成，重以交匪之嫌”（《与人李超无》），“岁往浴佛，有驱乌漫刺，坐我堂东。揖之，知其奇，留之斋。云不能断酒也，信宿而都无所断。偶尔破口，公案二三则耳，居常率尔成诗。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间尽奇侠之气”（《李超无问剑集序》）。其言行怪异，匪夷所思，以至于被诬为盗贼，系狱而死。汤显祖还感慨世之男子不如奇妇人者，“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最所奇者……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旗亭记题词》）。
文章之奇的造就，源于汤显祖在思想和个性上的崇尚超俗好奇，其高超清逸，洋溢于文字。汤显祖深受六朝文风之影响，自叙“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己熟骚赋六朝之文”（《答张梦泽》），“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出仕后，又“因取六大家文更读之，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劲。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则益好而规模步趋之，思路益有通焉”。早年的偏爱，使得他后来接受汉宋文章的气骨时，仍不忘对绮丽辞藻重视，“至于文之质，生而已成。虎豹之皮，虹霞之色，不借质于犬羊霾曀必矣”（《与陆景邺》）。两方面的兼收并蓄，使得序文既有唐宋古文的清劲简洁，兼具六朝文章的绮丽精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刚健又婀娜的风格。《史记》《汉书》的“雄高”和《世说》的“简澹”，原本为汤显祖所喜，此文中对四六对偶的句式的灵活运用，气势畅达，文词奇隽，魏晋六朝骄文的“婉媷流丽”更其明显。
汤显祖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中，屠隆这样评价汤显祖，“极才情之滔荡，而禀于鸿裁；收古今之精英，而熔以独至。其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为汉魏则汉魏，为骚选，则骚选，为六朝则六朝，为三唐则三唐”（《玉茗堂文集序》）；钱谦益则强调了汤氏六朝与宋代文章的两者糅合的特点，“义仍少刻画为六朝，长而湛思道术，熟于人世情伪，与夫文章之留别。凡序记志传之文，出于曾主者为多。”（《文集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