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  

译文：
班固评论说：“刘向认为：'“贾谊论述夏、商、周三代和秦王朝兴衰的道理，他的论述非常好，能透彻地了解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比他超过不了很多。如果贾谊当时被重用，他的功绩和影响定很大，但是他受到大臣中平庸之辈的排挤和打击，令人非常婉惜痛心!'回头看看汉文帝，沉静俭约，身体力行，移风易俗，贾谊提出的政治措施大体上施行了。至于贾谊建议改正朔，更换服色制度，认为汉是属于土德，颜色以黄色为尊，数用五为吉，又请求试用为典属国之官，运用“五饵三表”的策略笼络单于，这种方法本来就不切实际。贾谊只活了三十二岁就过早地病逝，虽没有官至公卿，还不算是没有受到赏识。他的著述共有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对于治理国家事务切中要害的那些著作，记述在他的传记中。”
李卓吾说：班固只是一个擅长写文章的儒生，只应当依照司马迁的体例撰成西汉一代的史书，不应当自己发表评论。发表评论就不免掺杂别的经史中的观点及所闻所见，反而成了污秽之物。班固的文才很美，他的《汉书》对于汉武帝以前的人物，完全依照司马迁《史记》的原有记载，也很有见解，但不应当在传文之后另外增加评论。为什么呢？因为评论人物必领具有自古以来没有过的独到见解，不是小小的有文才的人所能做到的。刘向也是一个擅长写文章的儒生，但是他的气节超过了班固，性格、品质超过了班固，人品不同，所以见识也不同。是儒生而自有文采的人。虽然不能超出文之外，然而比班固强得多了。
汉朝的儒者都以董仲舒为首领，现在看了董仲舒反对计功谋利的说法，像个做首领的大儒的样子了。然而董仲舒以明察灾异被捕入狱，定为死罪，为什么呢？明察灾异就是想计利避害。董仲舒既然口口声声说决不肯计功谋利，为什么又要明察灾异呢？既要明察灾异以求免于受害，而又讲仁人不计功利，还说越国根本没有个仁人，这又是为什么呢？所说自相矛盾了。再说天下何曾有不计功谋利的人啊!如果不是确实知道对自己有利益，可以使自己成就大的功业，那么何必又要正什么义，明什么道呢？比起贾谊通晓治国的大政方针，提出实际合用的建议，又怎么样呢？
班固知道什么!只听道孔孟书上一些老话罢了，而想用这些话来贬低贾谊，难道不可笑吗!董仲舒不过是个只会对古书分章析句的儒生，他的迁腐并不奇怪。虽然如此，董仲舒只是迂腐罢了，并不是欺诈。但是到了今天，那些道学家却是一些挖洞翻墙的盗贼。他们没有得到富贵的时候，钓名沾誉以邀取朝廷富贵，只要能够欺世盗名，什么地方都要去钻营。他们已经得到了富贵，又利用朝廷富贵钩名沾誉，只要碰到危险，就只顾自己苟且逃避，什么丑事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难道不真的是一些挖洞翻墙的盗贼吗？这种人是董仲舒的罪人，班固的罪人，却也竟敢随声附和跟他们一个腔调来责难贾谊。所以我因为阅读贾谊、晁错两人关于治理国家的政论文章，痛惜班固见闻浅陋，竟敢评论责难贾谊，于是作了一段歌词，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千万不要胡说造孽!刘向能认识贾谊“通达国体”这就使自己与班固互相区别。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也并不空疏，也并不笨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像一匹超凡的千里马，是一个人中之杰。在汉代朝廷里的所有臣子中贾谊才能突出，把众人超越。董仲舒说什么不计功谋利，他的观点多么迁阔!贾谊应该怎样重用？应让他活到须发皆白，从从容容在朝廷做高官、头戴冠冕，腰佩玉玦。世俗儒生就只好拱手作揖，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

李贽在《贾谊》这篇文章中，围绕对贾谊的评价问题，驳斥了董仲舒所谓“不计功谋利”的谬论，并痛斥那些跟在董仲舒后边随声附和、攻击贾谊的明代道学家，全是一批“欺世盗名”的“穿窬”之徒。李贽热情赞颂贾谊“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为“千里之绝”，充分肯定了贾谊的政治才能和他提出的对付北方匈奴侵扰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