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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922年夏天赴美留学，曾写下《孤雁》《太阳吟》《忆菊》等思念祖国、赞美祖国的名篇。1925年6月1日，当他满怀报国之情回到上海后，看到的却是五卅惨案后留在地上的鲜血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凌，看到的是军阀混战、哀鸿遍野的惨景。这一切和他在美国的想象大相径庭，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失望与悲愤之中，他所看到的和他所希望看到的恰恰相反。他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片黑暗、残破的凄凉。他痛苦，他悲伤，他愤慨，他高歌当哭……”当现实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坠入可怕的深渊的时候，诗人内心悲愤的情感便化作了《发现》这篇至痛至爱的诗篇。

《发现》形象地记录了闻一多一颗充满血与泪的赤子之心在极度幻灭时的高强度心理过程。这是一次大爱与大恨、大希望与大绝望强行扭结在一起的心灵体验。诗人哭着喊着“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他一再申明自己“不知道是一场空喜”，他在情感上还难以承受这巨大的幻灭感产生的摧毁力。闻一多当时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心理深渊，“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它意味着闻一多在异国他乡时赖以支撑自己的精神支柱的轰然倒塌。人们知道，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时炽热的爱国情思里有着对抗在异域所受到的屈辱感的强烈动机，可以说他是通过对祖国的“如花”的想象来获得一份自信和尊严的，这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在这时，心灵本身就是脆弱的、敏感的，强烈的皈依的渴望里明显充满了幻化的理想色彩。
然而，当闻一多踏上中国的土地的那一刹那，巨大的黑暗的窒息和满目的疮痍几乎将他击倒。一些论者在赞叹闻一多时，指出他并没有用具体细节正面描述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所见的满目疮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而是直抒胸臆地概括。实际上，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诗艺的问题。他是无暇诅咒那些引起自己幻灭的悲哀的黑暗中国的景象的，这只能是等感情冷静后的事。对于此时的他来说，他首先要做的是由不愿意到必须承受这一巨大的幻灭感、绝望感。而对于这一切，心灵的难以承受和巨大的痛苦逼迫着他本能似的喊出了诸如“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等迸着血与泪的眩晕的话。同样，“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都是心灵难以承受的巨大的痛苦和幻灭感逼迫的结果。这是一种难以诉说的痛苦，是大绝望时的痛苦。人们不认为在《发现》里，闻一多基于清醒的理性和巨大的痛苦之上的对祖国的执着和忠贞的爱已重新建立了起来，这应是痛定思痛后的思想的深化和承担。恰恰相反，闻一多在《发现》里正是将焦点对准了极度绝望、幻灭时自己整个心灵的高峰体验状态。在整首诗里，只有他的呼天抢地的血与泪的诉说，捶胸顿足、撕心裂肺的哭喊。《发现》整首诗就像是从内心体验的巨大痛苦场中逼迫出的几近崩溃和疯狂的语言的连缀。
闻一多并没有用一种形式的手段（例如《死水》）或意象的手段（例如《红烛》）在理性上加以引导，而是任由情感的释放和爆发。这种真挚的感情，正如诗人自我剖白的那样：“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全篇充溢着的激情像烈马一样横冲直撞地奔跃，像狂瀑一样急流直下地喷泻，毫无一点修饰。所以，在《发现》一诗里，人们很难把诗情与诗艺割裂开来，例如诗歌开始“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给人的突兀和劈空之感其实是诗人急迫地反抗由于绝望和幻灭感迅即生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所致。可以说，《发现》中的诗情和诗艺，在释放心灵的巨大的幻灭和痛苦感上完满地统一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