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我的母亲！  

注释：
⑴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现在一般译作“普罗米修斯”。他曾为人类盗取天火，并传授多种手艺。因此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神鹰啄食其肝脏，夜间伤口愈合，天明神鹰复来。他宁受折磨，坚毅不屈，最后获得解放二在欧洲文艺作品中，普罗美修士一直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不惜为人类幸福牺牲一切的英雄形象。
⑵赋生：指被赋予生存的权利。
⑶妄执无明：这里是狂妄、愚昧无知的意思。
⑷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意思是说，人类是地球生育出来的。《吕氏春秋·本味》载，上古时，有人在伊水边采桑，从空心的桑树中得到一个婴儿，送给了国君，命名“伊尹”。
⑸太阴：指月亮。

这首诗作于1919年12月末。是诗人为了礼赞大自然，歌颂地球，从而肯定人生、瞻望未来而作。诗人在回忆这首诗的创作经过时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岗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呢，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我的作诗的经过》）

《地球，我的母亲！》是现代诗人郭沫若于1919年12月创作的一首新诗。这首诗把地球比作母亲，并由此展开丰富的想象，这一系列想象充盈着广阔的宇宙空间和博大的生活，在形式的组织上采用反复呼告的手段，在每一节的开头用“地球，我的母亲！”来引发抒情，形成一种非常有节奏和气势的音乐效果，同时，诗人通过大量比喻、夸张、拟人等手法，丰富地展示了自己的思想世界，表达着分明的爱和憎，诗人羡慕在大地和天空中自由生长的生命。全诗充满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笔调恢宏，语言壮美，感情热切直白，情感充沛而毫无矫饰之气，虽然少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歌所倡导的委婉，但是却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美学风貌。
郭沫若在这首诗中强调的是人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之子，除大自然之外，再没有一个创造了大自然的人格神，所以他在诗中写道：“地球，我的母亲！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还有位什么父亲。”但郭沫若对这种自然观的兴趣，主要是他用以作为五四时期反对偶像崇拜的武器。后来他在《孤竹国君二子》中，又借伯夷之口，对偶像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人形的上帝是私有制产生以后由“专擅的魔王”捏造出来的。正是这些专制魔王把自己神化，才“制造出许多礼教，许多条文”，要求人民“柔顺”、“忠诚”、“尊崇名分”和“牺牲”。他认为这一切“虚伪的人皮”，应该剥除个干干净净。诗人认为“只有回到自然中来”，像原始人那样，作为大自然的一员（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限），才能没有争夺，没有私欲，实现真正的心灵的解放，这就是《地球，我的母亲！》中所描绘的那种乐园，在那里工人、农民、草木、蚯蚓都成为摆脱了暴力和私欲的平等的、自由的兄弟。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自然观，而是社会理想了，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泛神论的想象范畴，实际上已渗入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观念。卢梭认为，在文明社会以前，存在着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自然状态，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自然人，生而具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制的产生是不平等的根源，科学艺术的发展则使道德败坏。卢梭认为只有返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才是人性得到解放的途径。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所歌唱的正是这种摆脱了封建权威，偶像和教条束缚的、“自由的、随分的、自主的、健康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自然也不完全是卢梭天赋人权的境界，同时还有自然，这里还有郭沫若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泛神论在他的诗里是和泛个性论相通的。但是这种泛个性论又由于受到日本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强调工人、农民的伟大，因而他把工人比作“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农民比作“全人类的保姆”。在这首诗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某种个性的自我批判色彩。“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这一节后来曾被删去。其实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个性解放的特征，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个性解放不像资产上升时期那样狂热地自我扩张，它在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崇拜的同时还有自我批判，自我抑制的成分。这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折光。
这首诗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比之五四时期其他著名诗人的新诗，更显得具有艺术的生命，这是由于郭沫若在抒发浪漫主义的激情的同时，为他的社会人生理想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象的艺术境界。正是郭沫若，不但把浪漫主义者的信条“一切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从日本的博多湾带到当时中国诗坛，而且把浪漫主义者在理论上十分强调的诗的想象在创作上付诸实践，从而为中国新诗艺术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前后，在新诗领域中发生的革命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诗行形式的革命，也不能表面地当成某种思想革命，诗作为一种想象的艺术，它更深刻的是一种想象的革命。当年在胡乱打破了脱离生活的旧的形式的枷锁之后，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一批年青诗人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抛弃一切传统诗艺的规范，以为只要把真实的生活，用自由的句法，分行排列起来就是诗了。但是活生生的生活罗列并没有产生活生生的艺术。这很快引起了新诗的反对者与怀疑者的不满，就是在新文学阵营当中也激起了反感。就连起先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胡适也不能不嘲笑那“棒子面一根一根往嘴里送”的新诗了。正在这个时候，郭沫若异军突起，不但为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激情，而且为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想象。
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主要表现为既不像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青年诗人那样简单地被动地描摹现实生活，也不像胡乱及所谓“小诗”的作者那样，把抒情艺术变成表现理性智慧的形式。在郭沫若笔下，自我与地球的关系，并不是现实的自然关系，相反，郭沫若超越了这种关系，使之成为母亲与孩子的情感关系。这正是郭沫若艺术想象的起点。由此出发，郭沫若大胆地把地球人格化了，使自然现象的因果从属于人格化的表现，在想象中让纷纭的自然现象之间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因果。太阳和太阴成了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雷霆成了她呼吸的声威，雪雨成了她血液的飞腾，这一切不但使想象的色彩瑰丽，引起读者的惊异，而且使想象统一，避免芜杂。因而郭沫若的这首诗，虽然相当长，但总体形象却颇为单纯。
造成这种艺术上单纯的原因，还在于郭沫若把地球母亲与自我的关系也在想象中单纯化了，目的化了。地球母亲的一切都是为了自我享受自由的生命：天降甘霖，成为地球母亲育儿的乳汁，地球上的一切声音，都是母亲育儿的歌声，一切浮动的生物，都成为安慰孩子的舞蹈，而地球运动不息的灵魂同时也是诗人自我的灵魂。在五四时期，新诗处于草创阶段，几乎没有一个诗人能像郭沫若这样，用一个形象核心，在想象中来统领一切变体，用一种想象的情感因果统一现实的纷繁的因果，也没有一个诗人能像郭沫若这样把丰富的意象和情绪如此精致地组织在一个有机的层次井然的结构之中。这充分说明郭沫若不但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对于自己的想象有巨大的制衡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