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泛神论者  

《三个泛神论者》最初发表于1920年1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女神》（1921）。《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影响巨大，自不待言，以至于闻一多先生说：“若论新诗，郭沫若的诗才配称新诗呢”（《女神之时代精神》）。
郭沫若一生的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早期则十分驳杂：“郭氏在日本，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的熏陶，受到了斯宾诺莎、尼采、泰戈尔、达尔文、克罗齐、歌德、惠特曼、列宁等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以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一卷，22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朱自清先生也曾说郭氏的诗中“有两样东西，都是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无论是陆耀东先生说的“泛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还是朱先生说的“泛神论”和“动的反抗的精神”在《三个泛神论者》这首诗里都有充分的表现。

泛神论（Pantheism），在东、西方都有古老的传统，东方以印度思想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思想为代表，派别极多，难以一一述及。它们的共同性在于，认为宇宙（或自然）、万物（表相），与惟一的神（本体）具有同一性；不同的是“神”的观念，如谓神即自然、神即绝对精神、神即理性等等。泛神论在十六、十七世纪有广泛的影响，《三个泛神论者》所列举的印度诗人Kabir（加皮尔，1440-1518）、荷兰哲学家Spinoza（斯宾诺莎，1632-1677）皆为泛神论者，尤其斯宾诺莎是近代泛神论思想的代表人物，影响巨大。至于我国的庄子是否可称为泛神论者？还有可探讨之处，老庄之言“道”，似乎并不同于西方和印度的“神”，“道”更倾向于“自然”本身。中国人自然崇拜的倾向是有的，但“自然崇拜”是否就意谓着将“自然”视为“神”则不一定，最起码也跟其它文化中的“神”的观念是有很大不同的。当然这不是探讨的主要问题。由于“泛神论”之“神”不是凌架于世界之上，而是存在于世界之内，它对于反对中世纪正统神学曾起过积极作用，因而有利于现代民主思想。比如，斯宾诺莎就曾因为与正统神学思想的冲突，而于1656年7月被犹太人公会永远革除教籍，搬到阿姆斯特丹南边的一个村庄里，靠磨制光学镜片维持生活。青年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受其影响，势为必然，因为浪漫主义表现自我、崇尚自然的思想与泛神论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对郭沫若来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其中，更多的不是对“神”的敬服，而是神化的“自我”。
泛神论也好、民主思想也好、反抗精神也罢，出现在郭氏诗中都可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所致，并不为大家所惊奇。惊奇的是这首诗的艺术表现方式，它的纯粹的口语和民间性。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诗歌爆发了一场“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大争论。在这个背景下来看郭氏的作品，忽然感觉到时光并没有像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快速地流逝，遑论所谓时代的“进步”。“靠打草鞋吃饭的人”、“靠磨镜片吃饭的人”、“靠编鱼网吃饭的人”：还有比这更口语化的诗吗？而且它是这么的自然，比今天的许多口语诗更像口语；还有比这更具有民间精神的诗吗？诗人列举的三位哲学家或诗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但他们都不介意用自己劳动的双手来获得生存的权利，所以诗人用一个最朴素的“爱”字来表达自己的敬意。
诗人这种艺术上的选择，又是跟他的泛神论思想有关的，后者正是其艺术的根柢。而这也是整本《女神》的最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