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刺客传后  

译文
曹沫作为鲁国的将军却丢失了鲁国的土地，又劫持盟主齐桓公要回失地。管仲只是因为不愿在诸候面前背信弃义，才返还鲁国的土地，这还算可以的。我只是奇怪，智伯以国士待豫让，难道反而不用他的计策吗？豫让如果确实是一个国士，却不能预料到韩、魏、赵三家的阴谋，不能挽救智伯的灭亡，仅仅以自己的死来报智伯，这还值得议论吗？他也算不背弃自己的志向了。聂政依附于严遂，荆轲受养于燕太子丹。这两个人在位卑而窘迫时，自贵其身，不轻易地让人知道自己，而是有所等待。他们坚守自己的道德品行以等待社会承认赏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
注释
1.刺客传：即《史记》中的《刺客列传》。
2.曹沫：春秋时鲁人，为庄公将，与齐战，三北，鲁献地于齐以和。齐桓公伐鲁，鲁庄公请成，会于柯。沫以匕首劫桓公，尽反鲁之侵地。将：作为将领。亡：丢失。
3.管仲：春秋齐桓公之相，名夷吾。背：背叛诺言。
4.智伯：即荀瑶，为春秋时晋六卿之一。豫让：晋人。赵、魏、韩灭智氏，让变姓名，谋报仇，累刺赵襄子未成。尝曰：“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后为赵襄子所获，自杀。国士：以国士对待。
5.让：豫让。诚：确实。
6.逆策：预先料到。三晋：春秋末年，韩、魏、赵三卿公晋自立为诸侯，后世因称韩、魏、赵为三晋。
7.校：议论。
8.聂政：战国轵人。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隙，厚结政，使政刺侠累。政以母在不许。母死，为仲于刺杀侠累，遂自杀。售：依附。
9.荆轲：战国时魏人。初燕太子丹，为质于毒。既自秦亡归，怨秦王，欲报之。求得荆轲厚遇之。使荆轲剌秦王。未中，轲被杀。豢（huàn）：受养。
10.污隐：谓自污其身以隐。困约：谓困穷贫约。
11.待：等待。
12.挟：挟持。

《史记》中有一篇《刺客列传》，写了一些地位较低乃至市井细民的忠胆义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知己而不惜殒其身。司马迁不仅叙写了其震人肺腑的事迹，而且褒扬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而作者王安石，读了《刺客列传》之后，颇生感慨，他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创作了此文。

这篇短文，只有一百二十四字，但议论风发，恣肆跌宕，充分表达了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胆识和鞭辟入里的笔力。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最后有几句话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但是王安石却不敢苟同，提出了疑义，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这就不能不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了。
除了专诸，王安石逐个评论了其他四人。先评论曹沫。文章单刀直入，首先指出曹沫是“亡人之城”的败军之将。他劫持天下盟主齐桓公之所以得逞，这是由于管仲认为“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因而使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这当然离不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就是说，只能得逞于此时此地，“一时”则可，时时则不可。后来燕太子丹、荆轲又想用这一手，结果荆轲反被赢政所杀，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秦王赢政绝非齐桓公之伦，即使劫持赢政成功，虎狼之秦，也绝不会遵守什么诺言的。文章对曹沫之为将，先予以否定，而对劫持齐桓公之得手，则着重阐明劫持之所以成功的具体条件，不在于肯定劫持这一手段。其意在贬而不在褒，是很明显的。
对于豫让，先劈头提出质疑，起得突兀，更加发人深思。在司马迁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中，豫让是一位“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人物。但是王安石却别具慧眼，独怪这位“国士”不运用他的策略。“让诚国士也”，这是欲抑先扬之笔，紧接着折笔回锋，直斥豫让并不能预先为之出谋划策，救智伯之亡，最终只献出了自己无足轻重的生命，这还并不能够得上和人家较量、对抗。这一透辟的分析，就使“国士”这个称号显得黯淡无光了。“独怪”的“怪”，自然怪得有理有据。重抑之后，又继之以轻扬：“其亦不欺其意（《史记》作“不欺其志”）者也”，真是一波三折，极为劲峭。
对于聂政、荆轲则合而论之，与前者笔法迥然不同，显得摇曳多姿。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成功，荆轲刺杀秦王赢政失败，这是不同点；但聂政为严仲子所收买，而荆轲为燕太子丹所豢养，却有相同之处。这“售”“豢”二字，既是相提并论的黏合点，也是着重贬抑的主要依据。重贬之后，又继之以轻扬，接着指出这两人都处在社会地位低下贫困之时，他们能够“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日有待焉”。一张一弛之间，笔势由严峻又趋于缓和了。可是，一个“待”字，却在曲波回澜中又激起了更为陡峭的浪头。王安石最后终于堂而皇之地举出“道德”的大纛，这就使司马迁所谓的“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的结论从根本上摇摇欲坠了。那些怀着道德以待为世所用的人，比那些蓄有阴谋以待为人所用的人 如何，鲜明的对比，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文章紧扣住“待”字，以高屋建瓴之势，囊括了全文，赫然展示了主旨。妙在以反问句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显得理直气壮而不武断，使人不能不为之首肯。如此结尾，真可以称之为笔有扛鼎之力。
王安石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他具有深刻犀利的分析能力和非同一般的见解。他不赞成以谋杀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认为真正的“国士”应该是有道德、有经邦济世才略的人。这一认识，至今依然闪耀着理智的火花。王安石对战国时代养士之风，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见《读孟尝君传》），这与他写这篇短文的思想基础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