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观。
洛城何郁郁,杳与云霄半。
前望苍龙门,斜瞻白鹤馆。
槐垂御沟道,柳缀金堤岸。
迅马晨风趋,轻舆流水散。
高歌梁尘下,縆瑟荆禽乱。
我思江海游,曾无朝市玩。
忽寄灵台宿,空轸及关叹。
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
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
赏析
纠错
此诗明显地分为两段,前十二句为一段,写建康(诗中以“洛城”即洛阳代之,系南朝人常用口吻)的宏丽繁华。首句“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观”,笔力颇健。诗人由江州还入石头,故取水路。船桨奋力鼓动,拍击波浪;坐船高浮水面,飞速前驶——身在大江之上,能有如此感受,则这位翘立船头,放眼远望的诗人,自是意气洋洋、襟怀浩阔,他可不是那种一见巍巍帝阙就战战兢兢、伏拜礼赞之徒!起句有此气势,下二句“洛城何郁郁,杳与云霄半”便为之减色不少,不论建康的风貌多么繁盛、城楼多么高大、远远地伸进半空的云雾,它毕竟已是诗人的眼底景观,无法叫人肃然起敬。非但如此,连下文八句的铺张形容,也一古脑儿成了诗人笔底游戏之物。这起句笼罩了诗的上半幅,遥接“我思江海游”以下半幅,非胸间大具气象者不能道得。以下笔触伸入城中。“前望苍龙门,斜瞻白鹤馆。槐垂御沟道,柳缀金堤岸。”一门一馆都是汉代长安地名,这里借来陪衬帝京的威严,不过“前望”、“斜瞻”,仍置于诗人“延睇”所及,抖不出大威风;御沟、金堤,一蕴皇家气息,一显坚固华美,但也是古已言之,算不得诗人心声。槐之下垂,柳之连缀,风物渐有生气。“迅马晨风趋,轻舆流水散。高歌梁尘下,絙瑟荆禽乱。”晨风,即鸇,鸟名。絙瑟,调紧瑟弦。“高歌”句用汉刘向《别录》故事,鲁人虞公清晨高歌,声动梁尘。这四句前联笔调流利轻快,后联气氛喧闹热烈,都是极意夸张饰说。京都的通衢大道、朝宫集市上,快马如晨风飞趋,轻车如流水四散;京都的深宅名园、酒楼茶肆中,处处可闻震落梁间尘埃的高声放歌、唬散树上百鸟的急弦快弹。诗人诚然是在描绘帝京盛容;诗人却不是在赞羡这盛容。车水马龙的川流不息中间,还是达官显贵争名逐利的奔竞占了太半;沸天动地的歌舞弹唱前面,还是贵戚子弟纵情声色的嘴脸居了多数。这里不容人洁身自好,直道君子是不肯在这里下足的。
于是乎,“我思江海游,曾无朝市玩”,奇句振起,别开生面。“江海”二字,呼应首句“大川”,使诗又现阔荡气象。江海之志,照庄子的说法,便是遁世高隐之志,诗人志趣在此,从不曾留意那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把戏。“朝市玩”三字,使前面八句中的种种宏丽、处处繁华顿时变得黯然无光、可笑可卑,痛快之至。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那宏丽繁华写出来,只是供诗人不屑一顾用的——这是无比高妙的构想。接下六句,诗人连用五典,表露心志。东汉第五颉为谏议大夫,因洛阳城中无居所,只得寄住城外的灵台(天文台),“忽寄灵台宿”是指诗人到石头城,“忽”字有惊怪、意外之意,可见这番前来非诗人本心。老子西行入秦,及关(当指函谷关)遇杨朱,仰天而叹道:“始以女(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空轸及关叹”即用此典,轸,悲。诗人已到了建康门口,惟恐再踏进一步,便被名利场所污染而无可挽回了、便成了“不可教”之徒。“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楚王以重金聘齐国高士陈仲子,仲子携妻逃去,为人灌园;东汉梁鸿(字伯鸾)因作《五噫歌》得罪汉章帝,逃入吴地为人佣工。以上四句连读,则诗人身虽在石头、志却在归隐,决不愿厕身京城、混迹朝列的意向,已极明白。然而,诗人还怕辞不达意,因此卒章又加重语气,直言无讳。“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典出《战国策》中著名的庄辛说楚襄王故事:黄雀“俯噣白粒,仰栖茂树”,自以为无患,却不知公子王孙的弹丸正对着自己的脖子,要打下它来用醋、盐烹了吃掉!身临帝阙,扬才露己,被圣天子招揽,立朝显名——这正是隽俗之士梦寐以求的结局,诗人却视之为中弹毙命,避之唯恐不远。“何能”二字,足证诗人信念之坚决,了无回旋余地。其语气之截然,与首句的强健有力正遥遥相映,是以全诗以此结束,便觉壮气一以贯之,势头始终不衰。
这首诗,辞采不可谓不华茂,语意不可谓不流走,对仗不可谓不整齐,用典不可谓不工切,齐梁诗人的长处,并不见缺少。但全诗读来,却觉得回肠荡气,与一般观念中的齐梁风格全然不同。孝标幼年被掠入北魏,二十来岁时始归南齐。或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气质中兼有北方人的刚烈、慷慨,以至于发而为诗,也自具一种当时南方文士所罕有的梭梭风骨。
于是乎,“我思江海游,曾无朝市玩”,奇句振起,别开生面。“江海”二字,呼应首句“大川”,使诗又现阔荡气象。江海之志,照庄子的说法,便是遁世高隐之志,诗人志趣在此,从不曾留意那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把戏。“朝市玩”三字,使前面八句中的种种宏丽、处处繁华顿时变得黯然无光、可笑可卑,痛快之至。至此,读者才恍然大悟,那宏丽繁华写出来,只是供诗人不屑一顾用的——这是无比高妙的构想。接下六句,诗人连用五典,表露心志。东汉第五颉为谏议大夫,因洛阳城中无居所,只得寄住城外的灵台(天文台),“忽寄灵台宿”是指诗人到石头城,“忽”字有惊怪、意外之意,可见这番前来非诗人本心。老子西行入秦,及关(当指函谷关)遇杨朱,仰天而叹道:“始以女(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空轸及关叹”即用此典,轸,悲。诗人已到了建康门口,惟恐再踏进一步,便被名利场所污染而无可挽回了、便成了“不可教”之徒。“仲子入南楚,伯鸾出东汉。”楚王以重金聘齐国高士陈仲子,仲子携妻逃去,为人灌园;东汉梁鸿(字伯鸾)因作《五噫歌》得罪汉章帝,逃入吴地为人佣工。以上四句连读,则诗人身虽在石头、志却在归隐,决不愿厕身京城、混迹朝列的意向,已极明白。然而,诗人还怕辞不达意,因此卒章又加重语气,直言无讳。“何能栖树枝,取毙王孙弹”,典出《战国策》中著名的庄辛说楚襄王故事:黄雀“俯噣白粒,仰栖茂树”,自以为无患,却不知公子王孙的弹丸正对着自己的脖子,要打下它来用醋、盐烹了吃掉!身临帝阙,扬才露己,被圣天子招揽,立朝显名——这正是隽俗之士梦寐以求的结局,诗人却视之为中弹毙命,避之唯恐不远。“何能”二字,足证诗人信念之坚决,了无回旋余地。其语气之截然,与首句的强健有力正遥遥相映,是以全诗以此结束,便觉壮气一以贯之,势头始终不衰。
这首诗,辞采不可谓不华茂,语意不可谓不流走,对仗不可谓不整齐,用典不可谓不工切,齐梁诗人的长处,并不见缺少。但全诗读来,却觉得回肠荡气,与一般观念中的齐梁风格全然不同。孝标幼年被掠入北魏,二十来岁时始归南齐。或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气质中兼有北方人的刚烈、慷慨,以至于发而为诗,也自具一种当时南方文士所罕有的梭梭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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