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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史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发表了白话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接着又发表了《他们的花园》、《人与时》等几首。鲁迅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里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打打边鼓”之说，自然是鲁迅的自谦之词。但以后鲁迅致力于小说、杂文的写作，很少再写新诗，确系实情。这不多的几首诗，在“五四”时期，对新诗的发展也确是起了“打打边鼓”的作用。这首诗是1918年5月里写的，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有感于时政而发出的感叹之声。

在这首诗中鲁迅以“梦”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人们做梦这一心理现象，总是发生在睡眠之时。但诗中却说，在“黄昏”时候，“很多的梦”“起哄”。这里说的“黄昏”，显然不是指日落黄昏的居委会，而是指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谓“梦”，也不是指心理现象的“梦”，而是指一种憧憬、一种希望、一种理想。鲁迅说他青年时候就曾经“做过许多好梦”，比如去日本学医，就做过治病救人或在必要时去当军医这样“很美满”的“梦”；稍后弃医从文，筹办《新生》时，又与几个朋友做着“纵谈将来的美梦”（《呐喊》自序）。然而，这些“梦”都没有成为现实。这首诗里所说的“梦”的含意正在于：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各种各样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梦”：什么“钩爪锯牙”呀，“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呀，“反清革命”、“恢复汉官威仪”呀，等等。这一个又一个的“梦”，不是“黑如墨”，就是“墨一般黑”，没有什么不同。“去的”或“在的”“梦”都说自己“真好颜色”，都是“好梦”。这里的言外之意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这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
结尾两行，是这首诗的主旨所在：身处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就像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身热头痛”，快要被闷死了。然而，诗人已敏感到：“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坟·我之节烈观》）。呼唤“快来快来，明白的梦”，正是诗人对光明的殷切期待。
以“梦”作为意象，既有具体的研发形式，含蓄但不是朦胧；又有理性内容，直白但不是说教。这就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