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子瞻武昌西山  

译文
号称漫郎的元结江南隐居的地方，参天古木应是他当年亲手自栽。
以石凹作樽请花鸟饮酒，自许是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材。
平生八方漂流名扬四海的苏太史，多少酒也浇不下胸中郁结的磊块。
贬作闲散的黄州团练副使，心系国事谏书却递送不到宫中省台。
只好在鹦鹉洲前观赏明月，看江妃起舞罗袜生出尘埃。
恍惚间似乎招来了元次山的醉魂，一同步入寒溪金碧绘成的山水。
苏公洗净次山用过的洼樽来分酌嘉客，笑倚武昌西山把长江当成硕大酒罍。
谁知苏公的文章光照今古，却长年和农父渔夫争夺席位。
邓公写成洼樽铭刻上山石，镌刻的字迹遒丽如银钩尽洗青苔。
雕琢刻画十年来烟雨将它弄得灰暗，好好摸索得到旧迹，一读就心眼皆开。
像忠贞的贾谊谪往长沙忧虑 鸟入户，苏公也被长久贬居在偏远的湖北。
还朝后依然如杞人忧国无济于事，为天子圣驾崩摧痛哭伤悲。
翰林院正好和邓公一同值夜，北门外拄着手杖共听疾风惊雷。
山川已很悠远，请不要空自许身，超越寻常的富贵如今刚刚到来。
千山万壑雄奇的松涛声仿佛响在耳边，不能再漫游江湖，诗文中透出悲哀。
注释
1.武昌西山：因在武昌西，故名，又名樊山。
2.漫郎：指元结。《新唐书·元结传》载元结《自释》文曰：“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世业载国史，世系在家谍。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玗洞，始称猗玗子。后家瀼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后称漫叟、漫翁。栖隐，一本作“酒隐”。
3.石坳（ào）为尊：元结《窊樽》诗：“巉巉小山石，数峰对窊亭，窊石堪为樽，状类不可名。”又《窊樽铭》：“道州城东有左湖，湖东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巅有窊石可以为樽。”窊樽，即“洼樽”。唐开元中湖州别驾李适之登岘山（在今湖北襄阳），以山上有石窦如酒尊，可注斗酒，因建亭名曰“洼尊”。坳，低凹的地方。
4.调鼎盐梅：盐、梅均是调味品，意谓商王武丁立傅说为相，欲其治理国家，如调鼎中之味，使之协调。后因以盐梅和鼎为宰相职责的喻称。
5.“四海”句：《晋书·习凿齿传》载：“······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此用其语。四海，暗含四海漂流而扬名天下之意。苏太史，苏轼曾直史馆，故称“太史”。
6.“酒浇”句：《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此化用其意。崔嵬（cuī wéi），犹言“垒块”，胸中郁积不平。
7.谏疏：上给朝廷的谏诤之书。银台，宋门下省置银台司，掌国家奏状案牍。以司署设在银台门（宫门名）内，故名。此泛指朝廷。
8.鹦鹉洲：洲名，在湖北汉阳西南江中。东汉末，黄祖为江夏太守，祖长子射，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作赋，洲因以为名。后祢衡为黄祖所杀，葬于鹦鹉洲。
9.“江妃”句：曹植《洛神赋》谓洛水女神宓妃“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此化用其语。江妃，指江水中仙女。《列仙传》：“江妃二女游于江滨，逢郑交甫，遂解佩与之。交甫受佩而去，数十步，怀中无佩，女亦不见。”
10.次山：元结字。
11.金碧堆：指云山深处。
12.洗湔（jiān）：洗涤。
13.武昌：指武昌西山。江作罍（léi），苏轼《武昌西山》诗云“春江渌涨蒲萄醅”，系化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酦醅”句，以江水为酒池。罍，古代盛酒器。
14.野老争席：王维《积雨辋川庄作》：“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此用其意。野老，乡野之人。争席，争持客席的座次。渔争隈（wēi）：与野老争席意同，谓与渔夫争地盘。《淮南子·览冥》：“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注：“隈，曲深处”，指山水弯曲处。苏轼《答李端叔书》：“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15.“邓公”句：言邓圣求作《次元次山洼樽铭》刻石事。邓公，邓润甫，字圣求，哲宗绍圣时，官至尚书左丞。
16.刳（kū）剔：剖挖。银钩：状书法笔势之遒劲。《晋书·索靖传》：“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
17.“琢磨”句：谓刻石为铭十年来为烟雨所剥蚀。
18.“谪去”句：汉贾谊少年高才，屡上疏欲改革政事，为元老重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作《鸟赋》并序，序云：“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此处借贾谊贬长沙，比喻苏轼谪于黄州。鵩（fú）：古书上说的一种不吉祥的鸟，形似猫头鹰。
19.归来：指元丰八年（1085）苏轼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入侍延和殿，三月除中书舍人，八月擢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事实。杞国痛天摧：化用杞人忧天事，《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此借指苏轼忧虑国事。一说“痛天摧”指神宗去世。
20.玉堂：即翰林院。直，值班。
21.北门：唐时翰林院在银台之北，翰林学士常从皇宫北门出入，故称北门学士，此处即指北宫门。
22.峥嵘（zhēng róng）：超越寻常。鼎来：方来，正来。
23.“意不”句：谓苏轼意不在个人富贵利禄而志在国家天下，但元祐初司马光执政，全部废除新法，苏轼不同意这种偏激做法却回天无力，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故曰“文生哀”。此句或指苏轼因还朝为官不能再悠闲地漫游山水故尔“文生哀”。苏轼原诗有“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请公作诗寄父老，往和万壑松风哀”之句。其《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诗又有“欲收暮景返田里，远溯江水穷离堆。还朝岂独羞老病，自叹才尽倾空罍”等句，据此，即以后一种解释更为妥当。

从诗的结构来看，既可以由苏轼“步上西山”写起，也可以由苏轼和邓公会宿时追溯上去；然而，他在开头四句中先写元结（元次山）。第一句中，“漫郎”是元结自号；江南即指武昌；“酒隐”概括元结当时生活，简洁明朗，且便于与“樽”联结。第二句写其地之胜：突出“古木参天”，形象优美；想象其为元结所手栽，有助于表现元结性格，且为末尾“万壑松声”作伏笔。第三、四句写元结在“石坳”处作樽，并想象其用樽以“酌花鸟”，且点明元结抱负，写出他“自许”为“调和鼎鼐”之手，即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这样就把作“洼樽”与治天下联结起来。用手栽林木，用樽“酌花鸟”，志在“调盐梅”，把元结写成既务实，又脱俗，既豪迈不羁，又关心人民的诗人，因而此樽也就不同寻常。元结作为一位关心人民的诗人，曾为杜甫所推重，所以，黄庭坚所想象的有一定根据，其中虽有夸张，但非揄扬过实。其立意之高远与想象之丰富，则又是值得称赞的。
“平生”以下十二句，转写苏轼在黄州“往来溪山”，访得“洼樽”，并用酒樽与客对饮。妙在奇峰突起，先写苏轼胸襟。此段第一句用“四海”修饰苏太史，虽是套用习凿齿会见释道安时所说的“四海习凿齿”那句话，但同时更概括了苏轼屡遭贬谪、南北奔波的经历与名重天下的身分（当时的人说苏轼“四海共知霜翼满”），这是切合实际的。紧接着点出“酒浇不下胸崔嵬”。《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忱说阮籍胸中的垒块须以酒浇之。“垒块”指心中郁结不平，“崔嵬”而“酒浇不下”，则郁结不平之气更高更大。这就进一步刻画出苏轼的心灵。苏轼认为“士以气为主”，他所推重的是范滂、孔融、李白这样一些人，所以黄庭坚这样写是把握了苏轼的性格特征的。这也正是苏轼与元结的“自许作鼎调盐梅”有相通之处的原因。
接下去转入苏轼在黄州。用“谏疏无路通银台”，进一步写苏轼虽被贬，但心不忘国，只因无路可通，才不得不寄情山水，而于“鹦鹉洲前弄明月”（鹦鹉洲，点明武昌；其地又是弥衡墓的所在）、“江妃起舞袜生埃”，如同黄庭坚在咏水仙花诗中讲的“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这里则用来刻画苏轼诗的“感天地”、“动鬼神”，使女仙也为之起舞。这六句是对苏轼形象的刻画。接着进一步刻画苏轼“步入寒溪”，招得“次山醉魂”，点出“洼樽”，这才与第一段衔接起来。接着又想象苏轼洗掉洼樽上的“尘痕”，把大江这个大“罍”中的美酒，舀入洼樽，再由洼樽中舀出，用来“酌嘉客”。苏轼原诗中，就有“春江绿涨葡萄醅”，黄庭坚说“江作罍”，正是根据苏轼诗来的。这与第一段中写元结的“酌花鸟”，又可互相补充，互相映照。苏轼的“嘉客”中，固有二、三位士大夫，更多的是山中“野老”（见苏辙《武昌九曲亭记》）和渔樵（苏轼《答李端叔书》：“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黄庭坚说“野老争席渔争隈”，不仅写当时情景，更暗示苏轼文章虽好，但不得朝廷重用，只好与渔樵相处。
黄庭坚此诗主要是为苏轼而作，故以浓墨重笔写苏轼。写苏轼既豪放、又平易，既执着、又洒脱，“文章憎命”，然而仍不忘君国，久经迁谪，仍然豁达自如，刻画出苏轼的个性，写得栩栩如生。
接下去，“叙东坡摩挲邓公之铭”（曾国藩《求阔斋读书记》），这是题中应有之笔。苏轼原诗中有“公有妙语留山隈，至今好字除草棘，常恐野火烧苍苔”的句子。黄庭坚则只就苏轼来说，详略得宜，亦见剪裁之妙。邓公名邓润甫，绍圣年间（1094-1098），官至尚书左丞。
最后，即“谪去”至末八句，“叙东坡还京与邓同值玉堂”（《求阔斋读书记》）。其中又可分为几层。
“谪去”句回应“黄州”一段，把苏轼比作贾谊。“归来”指还京，“天摧”一向解为指神宗之死。这是纪事。苏轼在《武昌西山》的第二首中说他自己“欲收暮景返田里，远泝江水穷离堆。还朝岂独羞老病，自叹才尽倾空罍”，心情并不是很好。黄庭坚针对这点，指出“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这是劝勉之词。联系第一段，即希望苏轼也像元结那样“自许作鼎调盐梅”。当时宋哲宗即位，太后临朝，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有人写诗给苏轼说“遥知丹地开黄卷，解记清波没白鸥”，即劝苏轼隐居。但黄庭坚反以“富贵”来说苏轼，这要联系末两句来看。在末两句中，他指出，苏轼想的并不是“富贵鼎来”，而是“松声在耳”，这是事实，值得深思。他“意不及此（指富贵，或者说‘作鼎调盐梅’）”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坐闲散”时还想写“谏疏”，还朝以后，“富贵鼎来”之时，却反而想着江湖，想着退隐。到底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写，也不需要写，因为“文生哀”三字就能传之言外。作者正是在抑扬顿挫中写出“难言之意”的。这也是用“不说出”来写“说不出”之情，是诗的神韵所在。任渊说“山谷诗律妙一世，用意未易窥测”（《山谷诗注》），实则黄庭坚的诗虽“笔势放纵”（《豫章先生传赞》），但前后关联之处，有迹可寻，若能细心玩味其词气，理出脉络，则其用意自明。诗中体现了作者立意之高、尽意之巧。

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轼作《武昌西山》诗，序云：“嘉祐中，翰林学士丞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旧事。圣求尝作《元次山洼尊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此诗一写出，和诗者三十余，山谷此诗亦作于元祐元年。

《次韵子瞻武昌西山》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首诗前四句呼应苏轼诗序中提到的《洼尊铭》，用想象之笔勾勒出元结当年隐于江南时，以石为尊，以花鸟为友的生活情景，且点明其胸中大志，借以比喻苏轼。然后转入正题，描写苏轼贬居黄州从政无路却不忘国事，又能旷达闲静追步前贤寄情山水，以江作尊，招饮嘉客的洒落情怀。且为其文章光照今古、却老于渔樵之间的不幸命运深致叹息。诗中将邓圣求作铭刻石的事一笔带过，后半篇仍以苏轼为主，将他比作贬居长沙的贾谊，又写出其归朝后仍忧国不辍的可贵品质，以及身在廊庙之上心在江湖之间的深刻的内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