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户  

译文
世世代代都是边界上的住户，年年都要防备胡人进攻。
儿童从小就学会了骑马，妇女们也都能拉弓射箭。
胡人经常发起突然袭击，敌军猖狂如入无人之境。
偶然相遇就互相射杀，彼此之间经常都有伤亡。
自从双方签订澶州之盟，南北两国于是握手言和。
虽然避免了杀戮和争斗，却要到两边去缴纳赋税。
当官的不许我们惹起纠纷，说是朝廷为了深远的谋略。
祖祖辈辈住在界河岸上，却不敢到界河里去打渔。
注释
边户：边境地区的住户，此处指代辽（契丹）交界处宋境内的居民。
备胡：防备胡人侵扰。胡，古代对北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此处专指契丹。
弯弧：拉弓，指射箭。
胡尘：辽军骑兵搅动起的沙尘，指辽军入侵。
蔑（miè）如无：视如无人之境。蔑，轻视。
邂逅（xiè hòu）：偶然相遇。
俱：相当。
澶（chán）州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主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攻，直抵澶州，威胁汴京。真宗本想听从王钦若、陈尧叟之计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只得勉强去澶州督战。由于部署得当，加之宋军士气高涨，在澶州大败辽军，并杀其大将萧挞凛，辽军被迫请和。结果战败的辽国，不但没有退还半寸幽燕的土地；打了胜仗的宋朝反而同意每年赠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同辽国签定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两地：两边，指宋和辽。
戒生事：不许惹起纠纷。
庙堂：指北宋朝廷。
远图：深远的谋略。
界河：两国分界的河流。

　　这首诗为作者于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冬，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出使契丹途经边界时有感而作，揭露了屈辱的澶渊之盟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朝廷的腐败无能，对边户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厚的同情。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