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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鳌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馀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馀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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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刘、项、汤、武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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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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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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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茍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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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闲,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鼂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葢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较易知也。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闲。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闲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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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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