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一道,在儒者为末务。诗以适性情,文以辞达意,如是已矣。初末尝争工拙于尺寸铢两间,故论者未可以诗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诗文之工拙也。
然余历观古今数千百年来所传之诗与文,与其人未有不同出于一者。得其一,即可以知其二矣。即以诗论,观李青莲之诗,而其人之胸怀旷达、出尘之概,不爽如是也;观杜少陵之诗,而其人之忠爱悲悯、一饭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巨者,如韩退之、欧阳永叔、苏子瞻诸人,无不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盖是其人斯能为其言,为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诗文之差等即在,可握劵取也。近代间有巨子,诗文与人判然为二者,然亦仅见,非恒理耳。余尝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观其诗与文,无不合也。又尝操此以称诗与文。诵其诗与文,及验其人其品,无不合也。信乎!诗文一道,根乎性而发为言,本诸内者表乎外,不可以矫饰,而工与拙亦因之见矣。
康熙乙丑,余于岭南遇夏子宁枚。夏子与余同乡,尝闻其名矣。相遇万里外,既又方舟于浈江道中者浃旬。夏子盖端人也。夏子行年五十,为衣食驰逐炎瘴中,时见其牢落不平之慨,然温然盎然之容故在。夏子尽发其诗文与余观之。诗言情而不诡于正,可以怨者也;文折衷理道而议论有根柢,仁人之言也。人与诗文如出乎一。余盖快然于其合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