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贞妇之事，邑宰讯鞫之详，傅爰之当，昭昭揭日月于天下矣。或疑贞妇之未得为烈也，曰：“其逊于母氏也，胡不自绝而来归也？”曰：“义不能绝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乱伦，非顺也。”曰：“其来归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处死也，有妇道焉。洁身以明污，非孝也。然而守礼不犯，爵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群凶之窥闯，五阅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污也？”曰：“童女之口，不可灭也。精贯日月，诚感天地，故庶妇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盖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论者。”
夫事有先后，迹有显暗，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贾生犹病其怀此故都。文山絷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贤者，犹不相知如是哉。虽然，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贞妇之事，今日所目见者也。谓不得为烈者，东土数万口无此言也，彼为贼地者之言也。
呜呼！纲常与天地终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贞妇旷世之节，解脱群凶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贞妇辨》。

初，胡岩父子谋杀贞女。佣奴王秀，故尝与妪通，后已谢去。岩以金饵之，呼与俱来。本欲焚尸以灭迹，又欲诬贞女与王秀私而自杀，其造意为此两端。盖今豪家杀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无迹，辄置不问。故杀人往往焚尸，为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来救之，岩裸身着草履，其衣为血所溅，卒无衣易也。人或谓：“胡郎，事如是，奈何？”岩疾视曰：“若谓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诣县，且如所以诬贞女者。会汪客醉卧县门外，而贞女父张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妇翁已得岩金，教耀独告朱旻。及典史来验，岩尚扬扬在外，为赂验者。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喷涌。仵人裂其颈，谩曰无伤者。尽去其衣，肤青肿，寸断如画纹，胁及下体，皆刀伤血流。市人尽呼冤，或奋击仵人。县令亦知仵人受赂，然但薄责而已。
一日，令昼寝，梦金甲神人两膊流血，持刀前曰：“杀人者，胡铎、胡岩也，不速成此狱，当刺汝心！”令惊起，问左右，知有胡岩，岩父胡堂。令因谓“堂”、“铎”，声近讹也。逮女奴鞫之，遂收岩等。
先是，妪资千金，悉寄岩家，岩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时有张副使，罢官家居，与丁忧丘评事两人时时入县。县令问此两人，张顾丘曰：“老法司谓何？”丘曰：“杀一女子，而偿四五人，难以申监司也。”盖令多新进，不谙法律；又狱上御史，常虑见驳，损伤声誉，故以惑之。令果问计，两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长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岩等皆颂系，方俟十五日再验贞女，遂释岩等。会令至学，诸生告以大义，令方惭悔，回县趣召岩等。岩等自谓得释，两人亦坐县治前，候狱定，即持金回也。令忽缚岩等，以朱墨涂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贞女。两人相顾变色，遁去。安亭市中无不鼓舞称快。时吴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
岩复赂守卒，毙妪于狱，欲以绝口，且尽匿其金。令亦疑岩所为，然但薄责守卒而已。先是贞女之死，数有神怪，至是，暴妪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窃敛之，鬼数百，群逐汪客去。令犹以两人言，欲出为从者。会女奴指周纶实以椎击贞女，鞫问数四，不易辞。令无如之何，独贷朱旻。旻是夜实共杀者，不独于户外窃听而已。
狱已具，两人犹驰赤日中，泊舟所居数里外，竟日相谋。丘曰：“我至大理，此狱必反。”张对人称岩，犹曰胡公。其无人心如此。
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宫进士第二人，为涪州知州以卒。贞女死时，炳家近，先往见其尸，得金，遂不复言。及母党之亲多得其金，虽张耀亦色动，其族有言而止。
予论贞女事已详，又著其狱事，以志世变。即此一事，其反复何所不至，独恃犹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书。

郭义官曰和者，有田在会昌、瑞金之间。翁一日之田所，经山中，见虎当道，策马避之，从他径行。虎辄随翁，驯扰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岁中数至。翁还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将至，虎复来，家人呼为“小豹”。每见虎来，其妾喜曰：“小豹来，主且至，速为具饭。”语未毕，翁已在门矣。至则随翁帖帖寝处。冬寒，卧翁足上，以覆暖之。竟翁去，复入山，如是以为常。翁初以肉饲之，稍稍与米饭，故会昌人言：“郭义官饭虎。”镇守官闻，欲见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尽仆，翁亟将虎去。后数十年，虎暴死，翁亦寻卒。
嘉靖癸丑，翁孙惠为昆山主簿，为予言此。又言岁大旱，祷雨不应，众强翁书表焚之。有神凭童子，怒曰：“今岁不应有雨，奈何令郭义官来，今则不得不雨。”顷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为人诚朴，无异术也。
予尝论之：以为物之鸷者莫如虎，而变化莫如龙，古之人尝有以豢之。而佛、老之书所称异物多奇怪，学者以为诞妄不道。然予以为人与人同类，其相戾有不胜其异者。至其理之极，虽夷狄禽兽，无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学者疑之。郭义官事，要不可知。呜呼！惟其不可知，而后可以极其理之所至也。

安南自黎利立国之后，世修职贡。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为其下陈皓所弑，国人立其兄子?。陈皓逃据谅山，累年讨平之。
嘉靖元年，莫登庸立?弟釭，而专有其国。会天子新即位，诏赐外夷。使者至龙州界，移告谅山卫，无所答，知其国内乱，未达而返。其后登庸鸩杀黎釭，立己子登瀛，僭号改元。而黎?死清源府，国人奉其子宁为世孙。
十五年，天子以皇子生，谕少傅言颁诏高丽、安南。时安南不宾贡者二十一年，两广大臣岁岁牒问，未得其要领。天子慨然欲发兵诛之，而云南人亦奏安南人武严威犯边。于是少傅言言：“天子继天立极，君主华夷。安南负固为逆，久不来庭，无所逃于天讨。太宗皇帝之兵，初分两道而入。盖安南地域，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临安之元江为界。而广西龙州所必由之道，凭祥州则其要害也。西则由临安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马九伐之法》，贼贤害民则罚，负固不服则侵，放弑其君则残。蠢兹有苗，实负三罪，上干天讨，自速灭亡。声罪正名，可传檄而定矣。”
明年，黎宁臣郑惟僚潜走京师，奏言登庸逆乱之故，乞正天讨。译问惟僚，言往者凭祥州关隘梗阻，海东、长庆、高平、安平、归化、安西沿边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来，不为假道。惟僚挟宗图奏章入商舶中，随风飘至占城，馀二年，始得来见天子。
议者以朝廷方欲兴师，而使者忽至，恐有诈，请遣人到边牒验之，而置惟僚锦衣卫密室中。惟僚奏：“去国日久，不知国内存亡。牒间恐泄事机，贼将生计，旷日弥月，是绝世孙之望，阻国人之心，而显惟僚不为国之罪也。逆徒文书，多于凭祥、上下冻、龙州。昔惟僚帅师攻谅山，使黄公显迎朱埴。朱埴者，故国王所遣告急使也，可问凭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谅山卫官黄公显将兵会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庐社，以水牛、黄牛谢李珠，可验。郑惟僚，黎氏臣也。
天子于是再下廷臣议，决攻讨之计。（少傅言，贵溪夏文湣公也。昆山刻本误作“贤”。考当时无其人，今正之。）

周永宁时化，居娄门。年甚少，即舍所学，游于诸侯王。故赵王贤而好书，时化挟书以往，王颇优遇之。既而之大梁，今镇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贤而好书，故时化岁时往来大梁。一日过馀，求为其字之说。
古者冠而字，宾为之辞，礼也。时化冠久矣，而其名与字又无当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义。字而宾赠之，虽不当，冠之时可也。昔汉东平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议者多称凤策，而不知王求书而不予，何汉示之不广也！
国家太平二百年，王子虽无事任，而禁网阔略，故得时购四方之书。广厦细旃，从容论道，岂非天子之赐而国家永宁之效欤？而时化亦得以其时，弹铗而游于侯王之门，盖比于天地之陶钧，而虫鱼皆获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朱钦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协也，欲更之。
归子曰：古之有名，别称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为卑者设也，讳名而已，不必其协也。必美以协之者，非古也。虽然，有教焉，君子不废也。子之字足以为教，而征诸其名，何谓弗协乎？盖钦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于钦，而横溃恣肆，将隳败而不可举，而精神意虑之所遗者多矣。是以号为天下之奇材者，知其无以易乎钦，而钦者，所以用奇者也。骅骝之马，羁絷鞭策而驰骋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参天之木，必就规矩而充乎栋梁之用。若必泛驾，必衔橛，必拥肿屈曲以为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轻用其智，勇足以慑天下而不轻用其勇，有绝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奋而天下莫能当。若必狂走叫号，挟其所贵，而希心于跅弛之士以为奇者，非奇也。
昔者帝尧之时，天下之英才并庸于朝，于是佥举治水者，莫能出鲧焉。夫英贤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鲧也，则鲧者，天下之奇材。而弗钦焉，其与庸无几。兵之诡变，君子恶之，然吾读《孙子》之书，多警畏之辞，而以处女用脱兔，《孙子》之为奇者无出于是。钦父可以类观矣，胡可更也？
吾尝闻其崖略于洛、闽诸君子，钦甫不以予言为迂，当为钦父终日陈之。

夏太常风流雅韵，寄于楮墨间，意之所至，挥洒所及，有不自知。虽为好事者所珍袭，然不足以为太常重。盖太常非命于竹者也，适也。而其子孙怀之者，非囿于竹者也，情也。君子之于其先，虽涕唾遗物，莫不可珍，而凄怆惕怵，有不能自已者。
然予有进于是焉。子孙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犹怀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无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于无所怀之故。知所怀也，则竦息顾虑，择地而蹈，将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发跣袒而号于市，人谓之狂。俄而缨冠振履，揖让进退，人即以为儒者。在乎怀与不怀之间也。为太常子孙者，必慎而言，顾而行，深自贵籍，若持重宝焉，惟恐失之，斯善怀矣。苟徒出于一时感动，俄而忘之，注意于残楮败墨间，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谓孝思也。
予祖母，实太常之孙女。玄孙焕，与予为表弟，以怀竹自命，予故勖之如此云。

东海之际谓之东隅，西海之际谓之西隅，南海之际谓之南隅，北海之际谓之北隅，中央之际谓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际谓之隅，庸讵知中央之谓隅也？知中央之为隅，庸讵知四海之隅不谓之中耶？子适于其东而号曰东隅，庸讵知三海之际不有与我相角者？从三海之际而观之，而号曰东隅；去三海之际而观之，庸讵知我为东隅者？故东隅者，适然者也。
方物之生，各有所适，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处乎东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圆，地不加方。循是而又东，天不加堕，地不加倾。弭节乎旸谷之地，总辔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启曜灵之藏，游遨乎春宫，泛观乎溟渤，夷然隐几而嘘，倚梧而吟者也。故东隅者，适然者也。适然，则几乎道矣。

嘉定唐虔伯，与予一再晤，然心独慕爱其为人。吾友潘子实、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数为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盖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诚长者见称乡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为其女夫。予因虔伯盖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为说。
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圣大贤当其未遇，不惮躬为之。至孔子，乃不复以此教人。盖尝拒樊迟之请，而又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谓孔子不耕乎？而钓，而弋，而猎较，则孔子未尝不耕也。孔子以为如适其时，不惮躬为之矣。然可以为君子之时，而不可以为君子之学。君子之学，不耕将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于耕，而不耕者亦无害于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举归于名，独耕者其实存耳。其馀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为耕者之实耶？为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说》。

海虞陈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问言于余。余字之曰“伯生”，而为之论。
天地生人之始，盖混混然也。既而天开于子，子者，滋也，气于此而始滋也。地辟于丑，丑之言纽也，言气之始固也。人生于寅，寅者，言万物之生蚓蚓然也。然则寅者，人生之时也，故谓之寅，则生气莫盛焉。三代异尚，而孔子以夏时告颜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为孔子之意在于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于生之道也。颜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数数于为天下，而请事斯语，至于“三月不违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谓“行夏之时”也。吾人相与并生于天地之间，所以知乐其群而有礼义慈让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
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严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称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检于天命。呜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于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鲜不至于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为寅之字，此乃《舜典》与《无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为然矣。

张雄既冠，请字于余。余辱为宾，不可以辞，则字之曰“子谿”。
闻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此言人有胜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胜人之心。德处天下之上，而礼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归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复归于婴儿，人己之胜心不生，则致柔之极矣。
人居天地之间，其才智稍异于人，常有加于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弥大，其加弥甚，故愚不肖常至于不胜而求反之。天下之争，始于愚不肖之不胜，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胜，则其致柔之极也。然则雄必能守其雌，是谓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为天下谿，不足以称雄于天下。

乐者，仁之声，而生气之发也。孔子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齐闻《韶》，则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书》，自尧“克明峻德”，至舜“重华协于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职。至于蛮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至仁之泽，洋洋乎被动植矣。故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又曰：“庶尹允谐。”曰：“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又曰：“百兽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于宇宙之间，而特形于乐耳。
传曰：“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吕氏春秋》曰：“尧命夔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击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兽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际仁治之极也。
颜子学于孔子，“三月不违仁”，而未至于化。孔子告之以为邦，而曰“乐则《韶》舞”，岂骤语以唐虞之极哉？亦教之礼乐之事，使其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风。淫声乱色，无以奸其间，是所谓非礼勿视、听、言、动，而为仁之用达矣。虽然，由其道而舞百兽，仪凤凰，岂远也哉！冉求欲富国足民，而以礼乐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颜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国足民而无俟于礼乐，其敝必至于聚敛。子游能以弦歌试于区区之武城，可谓圣人之徒矣。
自秦以来，长人者无意于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吕侯为青浦令，政成而民颂之。侯名调音，字宗夔，又自号二石。请予为二石之说，予故推本《尚书》《论语》之义，以达侯之志焉。

《史记正义》曰：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二百馀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其分处号三江口。顾夷《吴地记》：淞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庾仲初注《扬都赋》：太湖东注为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盖淞江之有娄江、东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实一江耳。昔贤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为《禹贡》之三江也。
《吴郡续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长桥流入同里犁湖蘘，由白蚬江入薛淀湖；一自甘泉桥由淞江尾东华泽湖，自急水港至白蚬江入淀湖，而注之海。以《正义》《吴地记》求其所在，则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当在今昆山之境。说者徒欲寻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细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见。《续郡志》云：昆山塘自娄门历昆山以达于海。以刘家港为娄江，意亦附会也。

古今论三江者，班固、韦昭、桑钦之说近之。但固以芜湖东至阳羡入海；昭分钱塘江、浦阳江为二；桑钦谓南江自牛渚上桐水，过安吉，历长渎，为不习地势，程大昌辨之详矣。然孔安国、苏轼所论，亦未必然也。
今从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为三江。盖自扬州斜转东南，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三处入海，而皆以江名，其为三江无疑。但淞江湮塞细弱，无复江之形势，世遂忽之而不论耳。
宋淳熙中，直学边寔修《昆山志》，言大海自西灊分南北。由斜转而西朱陈沙，谓之扬子江口；由徘徊头而北黄鱼垛，谓之吴松江口；浮子门而上，谓之钱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迹无改，此今日之所目见。诸儒胸臆之说，不足道也。

此篇钱宗伯置之别集公移中。今仍旧刻，附《御倭议》之后，盖以类相从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逾月，其势益横，州县廑廑婴城自保。浸淫延蔓，东南列郡，大有可虑。即今贼在嘉定，有司深关固闭，任其杀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仓库城池，以免罪责。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剥肤之势，贼气益盛，资粮益饶，并力而来，孤悬一城，势不独存。此其于全躯保妻子之计，亦未为得也。
见今贼徒出没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设伏，相机截杀。彼狃于数胜，谓我不能军，往来如入无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敌之不骄不贪。法曰：“卑而骄之。”又曰：“利而诱之。”今贼正犯兵家之忌，可袭而取也。
访得吴淞所一军，素号精悍，倭贼惮之，呼为“白头虫”。去岁宗百户、冯百户见倭船近城，仓卒与敌，为其所杀。有司不加矜恤，反归罪于二人，自后人以为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给军粮，士皆饥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为贼巢。嘉定、上海之势，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挥，令收还散卒，许以赎罪，要以厚赏，俾于贼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狭之处，长枪劲弩，设伏以待之。又新城败散之馀，所存约二百馀人，人数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素能御贼及被其毒害者，并合为一，专为伏兵及往来游击，贼自不敢近太仓、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军，俟便袭击，城可复袭而有也。
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谓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内，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围城之中，贼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馀几？故唇亡而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太仓之守，不在于太仓，而在于刘家港，此易知也。今贼掠罗店等处已尽，必及南翔。贼据南翔，夺民船以入吴淞江，一日可至葑门，即苏州危矣。南过唐行，则松江危矣。今闻又至太仓、穿山等处，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为守也。然所谓设伏为奇兵，又时出正兵相为表里，而后可也。
又嘉定近海，为内地保障。其县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协力主决兵事。知县备办粮食，不得从中沮挠。倘有疏虞，即苏、松二郡不可保矣。
又考得白茆旧有白茆寨，刘家港旧有刘家港寨，青浦旧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拨置军士备倭之所，盖以春夏巡哨，秋冬还卫。又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处，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见往时备倭之迹。今疏阔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
又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祇得依违，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设法招徕，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务在孤弱其党，贼势不久自当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盗之长策也。
又闻民间不见官府出军，以为当俟请旨，须大军之至。窃见祖宗于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立卫所，镇戍连络，每年风候，调发舟师出海。后又设都指挥一员，统领诸卫，专以备倭为名。今倭贼冯陵，所在莫之谁何。但见官司纷纷抽点壮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练之民，驱之杀贼，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徒长贼气。使海外蛮夷闻之，皆有轻中国之心，非祖宗设立沿海军卫之意也。
当事者拘碍文法，动以擅调官军为解。窃伏读《大明律》“擅调官军”一款，其暴兵卒至，欲来攻袭，事有警急，及程途遥远者，并听从便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若寇贼滋蔓，应合会捕者，邻近卫所虽非所属，亦得调发策应。若不即调遣会合，或不即申报上司，及邻近卫所不即发兵策应者，与擅调官军罪同。此各卫得自调拨策应之明文也。今贼杀害人民，摇动畿辅，苏、松内地城门经月不开，百姓喁喁。各卫拥兵深居，贼在近郊，不发一矢。忍以百万生灵饵贼，幸其自退，岂可得哉？夫以沿海之卫，自足备御。今独民兵支吾，玩愒养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后请旨动调大军。夫以民兵，则气力孱弱；以大军，则事体隆重，是虚设沿海数百万之兵也。况大军之至，吾民餍饱豺狼之腹已久矣。贼闻天兵既下，倏忽遁去，虽貔貅百万，怅望空波，徒使百姓骚然而已。乞蚤为裁处，遵照《大明律》，军政调拨策应，庶殄灭有期，不烦朝廷动调大军，实地方生灵之幸。

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以居。当会稽，东与儋耳相近，而都于邪摩堆，所谓邪马台也。古未通中国，汉建武时始遣使朝贡，前世未尝犯边。自前元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钞掠居人，而国初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后金线岛之捷，亦无复有至者矣。今日启戎召衅，实自中国奸民冒禁阑出，失于防闲。事今已往，追悔无及。但国家威灵所及，薄海内外，罔不臣贡，而蕞尔小夷，敢肆冯陵。魏正始中，宣武于东堂引见高丽使者，以夫馀、涉罗之贡不至，宣武曰：“高丽世荷上将，专制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方贡之愆，责在连率。”故高丽世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之号。今世朝鲜国虽无专征之任，而形势实能制之。况其王素号恭顺，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责之。不然，必兴兵直捣其国都，系累其王，始足以伸中国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陈棱、李?、苏定方，未尝不得志于海外。而元人五龙之败，此由将帅之失，使中国世世以此创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
顾今日财赋兵力，未易及此，独可为自守之计。所谓自守者，愚以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绎络，能复旧伍，则兵不烦征调而足。而都司备倭指挥，俟其来，于海中截杀之，则官不必多置提督总兵而具。奈何不思复祖宗之旧，而直为此纷纷也？所谓必于海中截杀之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也，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论；贼从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杀无赦；其有司闭城坐视四郊之民肝脑涂地者，同失守城池论。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窃惟古之马唯养于官，而其养之于民者，官初无所与。《司马法》甸出长毂牛马，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于农，有事则赋调，而官不与知也。惟其养于官者，如《周礼》校人牧圉之属，与《月令》所载其养之之法备尽，此则官之所自养也。夫周之时既养马矣，而民之马，官有不与，是以民各自以其力养己之马，而无所不尽其心。故有事征发，而车与马无不办也。汉之苑马，即校人之王马。而民间私牧，官无所与，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马，而“桥姚以致马千匹”，逮武帝伐胡马少，而始有假母归息之令，亦兵兴一切之制，非久用也。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监牧，其扰不及于民，而马之盛如此。我国家苑马之设，即其遗意。然又于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盖不独养于官，而又养于民也。今监牧之马，未见蕃息，民间牧养，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养马言之：夫马既系于官，而民以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为非官之所专，马乌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苟能如其旧，而得人以求实效，亦未尝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马既不可变，而于其间又不能守其旧，往往数为纷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变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复为而后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独马政也。
尝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调孳牧。江南十一户共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以丁多之家为马头，专养一马，馀令津贴，以备倒失买补。每二岁，纳驹一匹。又立群头、群长，设官铸印，与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马草场，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优恤。使有司能责实而行之，常使民得养马之利，则马亦何忧于不蕃也。今顾不能修其旧，而徒以法之敝而亟变之，则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养马，国家之意本欲得马而已。而有所谓本色、折色，何为也？责民以养马，而又责其输银，如此，则取其银可矣，而又何以马为？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银为急矣。牧地，本与民养马也，而征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则遂并之田税而已，而又何以责之马户？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子粒为急矣。养马者，课其驹可也，不用其驹而使之买俵，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买俵为急矣。夫折色之议，本因江南应天、太平等处非产马之地，变而通之，虽易银，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变卖种马，而征其草料。原今变者之意，专欲责民之输银，而非责民之养马也。官既无事于养马，而独规目前之利，民复恣为奸伪，而为利己之图。有驹不报，而攻于欺隐；不肯以驹备用，而独愿以银买俵；至或戕其孕字，绝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卫文秉心塞渊，致渼牝之三千；鲁僖以思无邪，致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为利以相欺，何望于马之蕃息乎？
今之议者，又方日出新意，以变卖马之半为未尽，因欲尽卖种马，而惟以折色征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骁健，良马冀之所产，昔人所以谓此地王不得无以王，霸不得无以霸者也。今举冀之良产尽弃之，一旦国家有事，西边之马可得以为畿内用乎？
古语曰：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今欲讲明马政，必尽复洪武、永乐之旧。江南折色可也，畿辅、河南、山东之折色不可也。草场之旧额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渔可黜可惩也，而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省也。行马复之令，使民得宽其力，民知养马之利，则虽官马亦以为己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关互市，益得好马，别赋之民，以为种马，而有司加督视之。洪武、永乐之旧犹可复也。盖修茶马而渥洼之产至矣，弛草地而牧之息繁矣，恤编户恣刍牧而乌裸桥姚之富臻矣。故曰：车骑，天下之武备也，其所以壮神京、防后患者，岂浅浅哉！抑古之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即皆今之畿辅地也。如使尽核官民所耕佃牧马草场尽出之，与夫群不垦者，皆立埄堆以为监牧之地，而尽归于苑马，宋人户马保马之法虽罢之可也，何必规规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纷更乎？

有光为都水司试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课诸进士，承命作《三途并用议》。
议曰：所谓三途者，进士也，科贡也，吏员也。国初用人，有征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兼人，有楷书，有童子诸科。其后率多罢废。承平以来，专用进士、科贡、吏员，是三者初未尝废。而迩者欲新天下之吏治，于科贡、吏员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并用之说，其实前此未尝不并用也。
愚以为朝廷欲收用人之实效，于科贡、吏员所宜加之意者，当先清其源。盖清其源，而后其末流可治也。今进士之与科贡，皆出学校，皆用试经义论策。试进士不中，入国子为举人监生；试举人不中，循年资而贡之，入国子为岁贡监生。非若汉世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判然为二，其实一途而已。然进士升于礼部，为高选。举人之下第与岁贡，国家亦不轻以待之，故使之学于太学，以观其成。苟成矣，虽任以进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养之法不具，独令以资历待选而已，非复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贡之源不清也。吏员之在古，本与士大夫无别异。迨后流品既分，遂为异物，士人不复肯诎辱于此。故本朝资格，吏员崇者止于七品，多用为掾幕、监当、管库之职，非保荐不得为州郡，则吏道本不可与儒者并。然其始皆自藩、宪、卫、府、州、县所署置，犹有前代辟举之遗法。而今则自始为吏，先责其输纳，自提控以下至于吏典，但以所输之赀，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员之源未清也。夫欲使举贡之得人，在于修太学之法，而科贡可用矣。欲使掾幕、监当、管库之得人，在于遵辟举之旧，而掾幕、监当、管库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资，如祖宗之制，非得与科贡并也。
愚于科贡，犹有说焉。会试有甲、乙榜，盖乙榜即亦举人之中式者，特限于钦定之制额，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职，其实进士无异。今特以败卷置乙榜，而与乞恩者概与教职，则教官之选轻矣。岁贡本以州县之俊，如往年所谓选贡者。今不本洪武旧制，而专累日月，则岁贡无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
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纳粟、买马、挖运、纳级之例日开，吏道杂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缪也。而科贡、吏员皆繇此而妨阏矣。故欲振饬吏治，莫若清其源而无壅之。凡此，皆于格例之中修其废坏耳。于此二者，其源既清，于格例已复其常，而于其间简其卓异，加不次之擢。盖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运用，独可于奇俊之士加于其法之外，而不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或曰：子谓吏道不得与儒并，先朝如尚书徐晞、知府况锺，皆至显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论也。盖先朝用人，时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杨士奇三朝辅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机密，岂谫谫于循途者？盖自古中世，犹未尝不事旁招俊掞，博采声望，侧席幽人，思迟多士。今百馀年，寥寥未之见，而专以资格进叙。今亦颇苦其胶束伏隘，而未能旷然也，是以思为三途并用之说。愚以为非大破因循之论，考国家之故事，追三代、两汉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刬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实效也。谨议。（按：徐晞正统七年为兵部尚书，以吏起家，在任四年。旧刻误作徐熙，今依国史正之。）